|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自由来稿，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 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 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入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 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他说："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啊，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 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革"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革"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写到了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 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 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说："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 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好处：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叫"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逐渐一步一步往下来。 我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我们海盐已经进入冬天，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北京文学》的主编周雁如问我，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一个人希望从事一个职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一个再有耐心的人，我相信，十年以后要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也会放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老是朝三暮四的人。 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 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所以我第一次去上班时，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到。我们那个时候上班都是每天八小时，早晨都是七点钟必须去，因为那是小县城，小地方上班都早一点。我想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乾脆辞职了，我就彻底没人管了。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 （摘自《说话》，余华着，春风文艺出版社。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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