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双重焦虑一是大国焦虑，二是苦难焦虑。 首先，无论是歌中唱的还是历史书上记载的，中国都是文明大国文明古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早期的世界观也就是天下观中，中国就是全世界，就是联合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天下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天下一统，即天下太平，国越大越好，人民越多越幸福。 我们不知道是人民的梦想膨胀出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帝王的征服欲扩张出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三代之时中国人创造出一个动物形象，就是饕餮，它无限度地吃喝，食人也不咽，最后伤及自身，这个动物就是早期的中国自画像，帝王们被欲望中烧，除了征服女人就是征服土地，真个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恶人竟折腰。 最后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循环。 这里要说到的是，皇帝本人的多重焦虑，一是对国家的焦虑，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敌人多在东北或西北边，从长城的修建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敌人是如何强大，必须依赖长城来维系安全，这种巨大的焦虑摧生出长城的诞生，另外就是战争，只要条件许可，就向长城外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战争，一些帝王用和亲的方式来实现中国与边地国家之间的和平。皇帝们还有的焦虑就是对家族繁衍与继承的焦虑，对权力安全与焦虑，对天气与民众造反的焦虑。而民众造反多与天气反常有关，所谓中原大旱，天下大乱，所以，皇帝们祭天地祭山川，修龙王庙，为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中国皇帝最宏大的心愿是平天下，天下不平，国家就不会永远和平，所以平天下的根源是国家安全焦虑。明朝派郑和下西洋，为的不是经济目的，而是宣威，要向全世界宣示自己的威力或皇恩浩荡。 毛时代将中国划出阶级，将世界也划成三个世界，主流世界他统一不了，他的目光就限定在第三世界，并通过马主义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名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己的国家穷困得饿死数千万，但国际间的好人好事还得做，要与苏俄争雄，老大做不了，做个不低于老大的角色总算可以的。 这是一个贫病弱散的大国，但它却有着世界情怀与世界级的焦虑综合症，相当大的国力被用在这种心态之病上了。无形的长城其实一直在修，不能成为风景，也难以成为文物，但它却昂然矗立着。 与大国焦虑相对应的，是难国焦虑。 中华民族苦难深重，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会认同吧。 1840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敲开了中国大门，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中国人也开始受难了，受谁的难？受西方的难。 其实中国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介入，冲击，也一样受苦受难，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其实是来得太迟了，早一些打击这些圈地为王自以为是的王朝，中国社会就早一天文明早一天进步早一天发展。对比一下太平天国与其它国内动荡，西方军队进入中国可以说几乎是文明之师了，他们杀了多少平民百姓。而太平天国却杀了多少无辜生灵？西方列强更多地是针对当时清政府的，打的也是请政府，清政府平等的条约不签，最终只好在战败之后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首先是一个王朝的耻辱，其次才是民族的耻辱。 从这段历史开始，中国人开始就有了受难的感觉，中华民族成了受西方强加苦难的民族，无论是虎门还是圆明园，都血泪斑斑地叙述着那段苦难经历。有苦难就有仇恨，有仇恨就会有复仇的心态，就会有复仇的焦虑。 教科书们让中国近百年史写成了苦难史，写成了因西方而造成的苦难史，这下好了，中国人仇恨西方成为一种固定心态，成为固定焦虑，当然还包括后来的日本。 中国人的双重焦虑因此成型，一是因自大而成的大国焦虑，一个是因近代苦难而形成的难国焦虑。这双重焦虑在看不清世界与历史的一些青少年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大国之民，可以藐视世界，仍然持有天朝遗民之心态，另一方面，老子被人家打过，欺侮过，我是要报仇的。 双重焦虑直接造成双重失态与双重病态。 一是大国之病，既然是大国，却又是病弱之国，又没有进入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不能尽重大国际责任，而对那些国际道义正义，却冷言冷语，甚至以政府小主权违背人类大正义。一些人站在萨达姆一边，为国际独裁政权帮腔、同情，就是这种病态的表现。而这种病态也直接造成对美国主首的国际正义力量的一种敌视，认为美国仅仅是为石油而不是为正义而战，漠视人类正义力量与正义价值。 第二是深仇大恨，无边的仇恨。 当民族的遭遇西方的，逢西必反，如果是西方的遭遇日本的，逢日必反，日德女足赛，本为正常的一场比赛，无涉政治，可球场上却一边倒地支持德国，希望德国胜利。近代中国祖先们没有可供后人继承的遗产，只将他们被打的仇恨传给了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人持有这张仇恨通行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仇恨他们觉得应该仇恨的人们，对方现在做恶没有，全然不管，帐，永远记在他们祖先身上。 无边的仇恨，使中国人得无边的愤怒，也成为无边的病态。 没有现实自觉性，也没有历史的理性，是这些愤怒青年们的共同特征，而塑造他们心智的，是媒体与教科书。这些青少年们的视野没有超越集团媒体与中小学教科书，是造成中国情感与思想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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