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起曹汝霖，我们马上想起“卖国贼”这三个字。老记者徐铸成在其《旧闻杂忆》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苏宜兴小城市，五四时期曾贴满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诸如“誓死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曹章王陆四大卖国贼”等等。徐铸成还说，“群众确实是实事求是”，因为这里面“王”所指的王正廷“亲日有名，卖国尚无实据”，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毕生被戴上“卖国贼”的大帽子。 笔者之所以关注曹汝霖，并不全然是因为曹的政治结论，更多是因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并不认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过分的不白之冤，只好检索资料堆砌成文，权且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 曹汝霖字润田，1876年生于上海，1966年逝世于美国。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1904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先和范源廉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不久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考试留学归来学生，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后，曹汝霖经徐世昌的保荐，获得两宫召见，授以四品参议候补。此后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运亨通，极一时之盛。 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按照张学继先生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可笑的说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 与此东三省事宜有关，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脚步踏遍除了被日本占据的南满“关东州”之外的东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后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鸭绿江的伐木权，按条约规定以三十里为限度，而实际上日本人已进展至五十里处；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为修筑安奉铁路打下基础，对于清政府的抗议丝毫不理。曹汝霖在东北期间，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我们素有弱国无外交之说，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协之艺术，曹汝霖此建议，客观说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清政府置若罔闻着实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获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见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对曹汝霖极尽拉拢之能事，曹汝霖亲日之说逐渐不胫而走。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委任曹汝霖为“顾问”，屡次约曹至总统府谈话，并于不久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部次长。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袁世凯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着实不安。曹汝霖参与有关“二十一条”之谈判，功劳苦劳一肩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交涉事宜：“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对于袁世凯称帝行为，曹汝霖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保密计，不通过外务部而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作为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在没有英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率尔对称帝行为表示支持，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有次曹汝霖前往总统府，正好袁世凯召见朱尔典，当时总统府副礼官蔡廷干将朱尔典劝进之言和盘告曹。嗣后称帝失败，朱尔典竟宣称袁世凯不听他的规劝，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以“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一节详细记录其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但曹汝霖的名声已一片狼藉，徐铸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时，曹汝霖之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曹汝霖亦被邀并前往共商救国大计。徐铸成就此认定，“听说，在华北沦陷后，蒋介石曾利用过曹汝霖，叫他‘曲线救国’，打入‘临时政府’当一名‘最高顾问’，一面要他递送情报。”不管此事真假，的确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先被短暂囚禁，后蒋介石手令戴笠，“润田先生有功党国，望即释放，优待”，曹汝霖即被无罪释放，1949年后先去香港、日本，后终老美国。 对于曹汝霖给予同情之理解的评价，来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遗憾的是，这些持平之论毕竟无法为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曹汝霖恢复名誉，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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