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时，聂卫平正在3楼指导学员下棋，他每周来两次。和聂卫平下棋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聂卫平对着棋盘正在琢磨着，他很专注，也很耐心，根本没有注意我进去，只是和学生对着棋盘分析、讲解。
天气很热，聂卫平却穿了套西装，头发较长，随便地趴在头上。课讲完了，我们一起走出教室，到旁边的办公室坐下。
聂卫平的办公室不大，墙上挂一匾，上面是启功先生手书:“聂卫平围棋道场”。
听到我的来意，聂卫平很高兴，他说:“万里是我非常敬重的领导人”，讲这番话时，他满脸庄严。聂卫平讲话喜欢闭上眼睛，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讲话时，手还会不时捋一下额上的头发。
聂卫平说:“我第一次和万里合作打牌是1986年。那年他让我和他一起去天津过春节，将近10天，每天和他打。我们也约天津的一些好手打团体赛，那是我们第一次搭档。他的搭档过去一直是荣乐弟，在天津所有的比赛我们都是冠军。”
两人虽然在一起打牌的时间不长，不过配合的还是很默契。不久，他们参加了北京市的一个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奖品是音响，一人一套。那在当时可是一个大件家用电器。
聂卫平认为，万里的牌技在老同志中间不如邓小平。
他说:“他打桥牌是一种放松，是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调剂，是一种休闲的方式。”
万里在体育比赛中有着很强的竞争意识，争强好胜，不服输。对比赛的胜负很在乎，总是显得信心十足。
聂卫平道:“他夫人跟我说，如果桥牌输了，他别扭难受。如果网球输了，他饭都不吃。他特别在意网球，赢了那笑得就像小孩一样。”说着，聂卫平自己先哈哈地笑了。
战胜对手，取得胜利，对于竞技体育而言，是一个基本心态。万里在牌局上同样保有着强烈的取胜欲望，他敢于叫牌，敢于叫别人不敢叫的定约。
他有句名言:在我这，没有丢了的满贯，只有叫了打不成，冒叫了。
聂卫平睁大眼睛，目光从眼镜后面射出:“你看这气魄，胆量！”
1984年，聂卫平和正在北戴河休假的邓小平、万里有过一场连续的桥牌大战，说是大战，因为对垒的双方都是桥牌高手，说是连续，因为一战就是一个礼拜。
此役，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搭档，每天下午打，吃完晚饭后接着打，但胜负形势却是一边倒。
论桥牌水平，邓小平比万里高，聂卫平又在诸寿和之上，这样一来，万里与诸寿和连战连败，一次也没有赢过。 邓小平打牌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冒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邓小平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
邓小平一连串的加番,对方哪里顶得住，几天下来，连吃败仗，万里的脸色很不好看，但是在邓小平面前只好忍着，不好抱怨什么。
聂卫平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万里拿牌的姿势不设防，永远是'君子坦荡荡',聂卫平偷偷地看了一下万里手中的牌，见他有好多黑桃，而自己手中有AK四张黑桃，于是，聂卫平故意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万里逮着了，同样加番。聂卫平连宕了6个，他们一下就输了很多分。
不过，聂卫平作“老千”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他被邓小平识破了。邓小平当即一顿臭训，邓小平说:“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宕了6个。你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啊。”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邓小平请聂卫平吃饭，很客气地说:“以后你再也不要和我做搭档了。”
聂卫平笑道:“你看邓老爷子厉害吧。我就让了这么一次，因为过去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假的东西，一让就露馅了，结果又被邓小平看出来啦。我看万里实在是痛苦，就想解救他一下，你想，万老爷子也是日理万机的老领导，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老赢他们，让万里一次也应该，我认为我做的挺对。我没想到邓老爷子更认真，比万里还认真。呵呵！”
不过，万里很是高兴。因为终于逮住机会赢了一盘。
桥牌是一项集体运动，队员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尊敬。在竞技场上，人人平等。对这一点，闻义昌感受尤深。过去，他经常和万里、胡耀邦、丁关根等中央领导打桥牌，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有时，还经常互相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在他的印象中，万里和荣乐弟，胡耀邦和聂卫平，他们四人一组，谁也赢不了他们。但一物降一物，他们这四人组偏偏就打不过邓小平和丁关根、王汉斌和王大明他们四人组。
有一次，万里请闻义昌约北京市桥牌队来打一次。北京市桥牌队以知识分子为主，大多数是北大、中科院的专家、教授，水平自然不低。
闻义昌讲:我在名人赛里也能打到前20名左右，比他们稍微差点。
比赛原定晚7点开始，可是，6点半左右，胡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有外事活动，现在来不了，于是，大家就在那里等。大约半小时后，胡耀邦匆匆地赶来了。大家一见都站起来，唯独万里没动，他坐在桌子边开玩笑说:“哎呀，你今天迟到了，你来啦，我们开始吧。”
闻义昌道:“你看，他们在一起相互之间就没有什么架子。”
比赛的结果是万里、胡耀邦一组赢了。于是，万里又拿闻义昌开玩笑，他指着闻义昌说:“只要有闻义昌在，这牌就好打了，我们准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