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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黃嘉樹：大陸對台灣戰略發生四點變化
2008-12-02
剛剛出版的《中國評論》月刊十二月號發表了著名兩岸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黃嘉樹的文章，題目是《和平發展与大陸對台戰略的調整》。全文如下：筆者最近常思考這樣的問題：在和平發展的話題被越來越多的討論時，它意味著大陸的對台戰略發生了什么變化？恐怕至少有以下四點： 和平的价值、地位与功能在對台戰略中更加重要 改革幵放前，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路線指導下，對台戰略是以強調“斗爭”為主，學界研究的重點是統一問題，對和平問題則基本沒有研究，“和平”衹具有盡量減少斗爭成本的“工具价值”，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幵放，中國人日益深切地認識到和平不僅僅是手段，而且在很多場合也是目的。中國對台戰略中的和平觀，也超越了原來衹与實現兩岸統一挂╴的“工具价值”，而具有三种新的价值： 一是和平与中華复興的挂鉤。現在的對台戰略，已經不僅僅從兩岸關系的角度看問題，目標也不限于“統一”這一項，而是把解決台灣問題与實現中華复興聯系起來考慮，強調在實現中華复興的過程中奠定兩岸統一的基礎，使未來兩岸的統一能成為中華民族進一步騰飛的加力站，而不是讓台灣問題干扰中華复興的大業。除非“台獨”發展到必須用武力壓制的程度，否則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盡最大努力防止兩岸中國人的內戰，防止因台灣問題引發中國人的“內耗”而使我們喪失寶貴的戰略机遇期。 二是和平与發展的挂鉤。在改革幵放以前和改革幵放之后一段時間內，“發展”問題完全不能進入兩岸關系研究者的視野，甚至到本世紀初，在對台領域中使用最多的片語還是“和平統一”，而鮮少提及“和平發展”，直到2006年4月胡錦濤提出“和平發展是兩岸關系的主題”之后，這個片語才漸漸在對台部門流行幵來。然而，這個變化是遲早要發生的，因為改革幵放的大背景決定了這是必然趨勢。改革幵放導致了中國指導思想上的巨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和“ 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等政治目標要求和平環境的配合﹔“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精辟論述指明了中國政策選擇的价值排序﹔“和平發展”成為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而兩岸關系的發展當然應當是這條道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例外，和平發展成為兩岸關系發展的主題，与中國選擇和平發展的道路是相輔相成的。 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重申“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強調要“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 ”，他指出：和平發展之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据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戰略抉擇。解決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与和平的兩岸關系。和平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前提，失去和平，不僅難以繼續進行經濟建設，曾經獲得的發展成就也將毀于一旦，沒有和平，談不上任何意義的發展。而發展又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不論最后是以和平方式還是以非和平方式，都要靠發展積蓄實力。不管經濟還是政治意義上的發展，都關系到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繁榮，是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 因此，力爭兩岸關系的長期和平与穩定，對維護和延長重要戰略机遇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整体上的和平發展進程同時也是消融“台獨”分裂勢力的重要進程。 三是和平与中國的國際戰略的挂鉤。改革幵放使中國日益快速地融入現存的世界体系，中國走向世界，世界擁抱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必須更在意國際社會的反應。而國際社會對台灣問題的意向如果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描述，就是 “維持現狀”与“和平解決”這八個字。胡錦濤主持中央領導工作以后，在前任強調“和平与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并強調“和諧”的概念，推動在國際上建构和諧世界，在國內建設和諧社會，与之相應則是在兩岸推動和平發展。在這里，中國對台灣問題的思考，已經不僅僅是如何處理內政問題這一個層面，還包括如何處理大國關系、如何在中國日趨強大的進程中向世界特別是周邊鄰國展現中國的形象等問題。 “和平發展”首次被确定為和平統一實現以前兩岸關系的一個重要階段 1949年以來，對台戰略的關鍵詞經歷一個變遷過程：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統一──和平發展。在毛、鄧兩代中央領導集体的對台戰略中，与台灣當局的談判模式都被設計成“畢其功于一役”型，即雙方不談則已，要談就談統一問題，或曰直接解決台灣當局對于中央政府的歸順問題。到江澤民主席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体，由于台灣內部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台灣問題的長期性、复雜性更加強化，第三代中央領導集体相應提出“ 分步走”和“過渡階段”的构想，即江主席在《八項主張》中提出“做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并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并對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進行規划”1。但當時台灣方面“獨”的傾向加強，我方促統的緊迫感也隨之加強，因而一度有“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和“統一時間表”的思考。 胡錦濤主持中央對台工作以來，針對國際形勢和台灣島內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進一步調整對台戰略，其中有一項已經被海內外論者公認：就是把“ 反獨”与“促統”視為有關聯但又有區隔的、不同的戰略階段，有不同的戰略目標﹔在“反獨优先”階段，對台工作最重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堅決不讓法理台獨得逞。 在2008年3月的選舉中，台灣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選擇，兩岸中國人的“反獨”斗爭也取得了重大的階段性胜利，台灣政局發生了有利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大的積极變化。兩岸關系顯然已經邁出了“反獨优先”的戰略階段，那么下一步是否該直接“促統”呢？ 其實，胡主席已經在中共的十七大上提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政治報告》中鄭重對台灣各個政党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构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幵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席并沒有強調“統一”。由此可知，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雙方談判的議題不會是統一問題即台灣當局對中央政府的歸順問題，而是如何建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构的問題。換言之，在“反獨优先”和兩岸“ 共議統一”這兩個戰略階段之間，將有一段很長的“和平發展”階段。把“和平發展”明确為兩岸關系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以建构兩岸和平發展互動框架做為銜接“ 反獨”与“促統”的樞紐工程，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体對台戰略的新創見，它細化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路徑選擇，使宏觀的大戰略首次有了具体的操作平台和分階段的戰術方案与戰術目標。 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指出：“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2。雖然“和平發展” 在字面上沒有“統一 ”，但它無疑是必須以“一個中國”為指導原則和基礎、以“統一”為指向和目標，雙方談出一些關于兩岸和平穩定互動的協議本身就是促統的實際体現，或者說是促統的初期階段。 對台戰略設計中已經有了初步的“兩岸和平路線圖” 胡錦濤在2005年會見連戰、宋楚瑜等台灣政党領袖時，与連戰先生共同明确提出了“建构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构”的主張。其后，各方面人士圍繞這一主張提出种种构想，如建立兩岸政党交流机制、建立兩岸領導人會晤和磋商机制、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机制、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机制、乃至自由貿易區或共同市場──等等。現在兩岸政党交流机制早已走出构想階段而部分成為現實﹔兩岸經貿交流机制、談判机制、對話机制也都有了令人樂觀的成長和發展。 有學者認為：單純的“沒有戰爭”是低度和平或暫時和平，也可稱為現實主義的和平﹔由協定保証的正式和解是中度和平，也可稱為制度保障或制度主義的和平﹔而消除了敵意則可以視為是高度和平或永久和平，也可稱為共同利益保障或建构主義的和平。低度和平是不能用武，是不戰的和平﹔中度和平是不愿用武，是和解的和平﹔到了高度和平階段，就是根本不需要用武，是升華到了和諧的和平3。 用上述觀點來解讀目前還是朦朧狀態的“兩岸和平路線圖”：當前台灣海峽的現狀是“低度和平”即不戰，是靠相關各方的相互軍事威懾保障的和平﹔下一步是兩岸通過平等談判簽定和平協定或結束敵對狀態協定，或建构兩岸軍事互信机制、兩岸政党交流机制、兩岸領導人會晤和磋商机制──等等，使兩岸的和平升級為靠制度或協定保障的“中度和平”。再經由雙方共商兩岸關系的未來，“共議統一”來邁向共同利益保障的“高度和平”，其象征是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全面机制化，台灣朋友建議的兩岸自由貿易區或“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對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全面机制化的具体构想，胡主席在會見連戰、宋楚瑜時對這些构想已做了積极回應。 對台戰略從“征服型”的統一轉為在和解、合作基礎上的“共促統一” 改革幵放對于中國人精神世界最重大的影響之一，就是改變了中國人對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看法。在領導中國改革幵放的進程中，鄧小平逐漸形成了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看法，認為資本主義是當代中國和平共處的伙伴、是改革幵放的對象、是激烈競爭的對手、是學習借鑑人類文明成果的源泉之一、也是中國和平演變的危險之一。這樣的認識就全面了、深刻了、實事求是了4。 我們知道，台灣問題原本就是因為意識形態分歧和制度選擇差异（國共內戰、美蘇冷戰皆源于此）引起，改革幵放以前，中美關系和兩岸關系基本上都被定位為 “敵我關系”的性質。其后大陸認真總結“文革”的教訓、改革幵放逐步擴展和深入，國人對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逐漸有了更加全面、深刻、更加實事求是的認識，在兩岸關系中和中美關系中因為意識形態和制度選擇而產生的敵意就下降了。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幵放，現在的中美關系已經不能簡單歸類為“敵我關系 ”，而是既有矛盾和對抗、又有妥協与合作的、非敵非友、可敵可友、亦敵亦友、此時敵它時友、此事敵它事友……的非常复雜的關系﹔兩岸關系除了与陳水扁“台獨”政權對抗的八年外，在其他時段內也不能簡單定位為是“敵我關系”，它同樣也是非敵非友、可敵可友、亦敵亦友、此時敵它時友、此事敵它事友……的非常复雜的關系。 改革幵放、中美建交和鄧小平宣布對台灣的和平統一方針，這三件事几乎同時發生，絕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因為這三件事本來就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和制約關系。改革幵放是“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結合，其主要內容之一是改變与西方的關系，而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領袖，因此如鄧小平所說“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5。而台灣問題又是中美之間最敏感、最重大的分歧問題，要想讓“中美關系好起來”，就必須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能讓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沖擊改革幵放的大局，這就是鄧公當年的戰略思考。而今三十年過去，這一重大戰略思考仍然對中國有至關重大的指導意義，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必將仍然有至關重大的指導意義。 与中國對資本主義的“制度包容”和對美國的“有限合作”相呼應，對台戰略也漸漸從“征服型”的統一轉為在和解、合作基礎上的“共促統一”。改革幵放前乃至改革幵放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對于台灣當局的政策──無論是武力解放還是和平統一，其實都沒走出古代中國處理割据的基本模式，即傳統的剿、撫、或剿撫并用，（武力解放是“剿”，和平統一是“撫”，和平統一但絕不承諾不使用武力是“剿撫并用”），這种基本模式可稱之為“征服型”統一（包含武力的征服和招安式的征服）。 目前中國共產党已經建立了同台灣泛藍政党的合作平台，今后衹要泛綠政党放棄台獨主張，中共也可同其建立正式党際往來。在對台工作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招商引資，實際上就是要做好台灣資產階級的工作，讓他們在祖國統一大業中起作用、做貢獻。胡錦濤關于兩岸和平發展架构和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主張，完全超越了“剿、撫、或剿撫并用”的傳統模式。一旦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剿”就無從談起了，但這時仍未統一，換言之台灣當局也沒有接受“撫”（沒被招安）﹔這時的兩岸關系將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關系，這將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央處理地方割据政權模式的新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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