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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禹锡事件，只有他一个人错了吗？
2006-01-12
新华每日电讯/短短一年多时间，从“全球克隆学术带头人”、“民族英雄”到“造假带头人”、“民族耻辱”，黄教授的上升和疾速坠落，给科学界、学术界、媒体，乃至每个认认真真生活工作的人敲响警钟。反省黄教授事件过程中，有人从韩国政府扶助科研机制的弊病入手剖析，有人从科学研究监督体制上的缺陷寻找补救策略。但美联社在一篇文章中别出心裁地分析说，黄禹锡事件折射出当前韩国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文化。 手段错了 美联社用“快！快！”文化来指称这种现象。韩国人这种“恶虎精神”为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腾飞作出了贡献，也为韩国民主社会的激烈进程打上了注脚。但那种急于求成的文化、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获得国际认可的热切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个领域的浮夸潮流。黄教授事件便是这种浮夸风在科技领域克隆出的“胚胎”。 “伦理与科学是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两个车轮。”这句话是黄禹锡2005年11月24日在辞去“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主席职务时的反省之辞。 2004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披露，黄禹锡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中，两名麾下女科学家的名字出现在卵子捐献者名录中，首次揭开了这一丑闻。从科学伦理角度出发，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在于：一、黄教授有可能利用其权威地位强迫手下工作人员捐献卵子，即使没有强迫，下属也有压力或主动配合可能；二、实验课题承担者自己研究自己，可能会在选择、时机、培育等过程中“特殊化”实验标本。 “捐卵”事件曝光后，韩国生物伦理协会要求黄禹锡在事情真相判明之前，中断研究，但黄未加理会。2005年11月13日，黄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夏腾宣布，因黄的研究小组涉嫌用“不道德”手段获取人类卵子，他决定停止合作。 来自内部的“倒戈”显然比所有的外界猜测都有破坏力。此后，一个伦理问题也暴露出来了：黄的另一名重要合作伙伴、韩国Mizmedi医院理事长卢圣一透露，该院曾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每人支付150万韩元（1450美元）补偿金。 “有偿献卵”又踩上一条伦理红线，因为根据2005年1月1日生效的韩国生物伦理法，有偿献卵系不合法行为。 结果也错了 然而，伦理问题只是黄教授丑闻的冰山一角。接下来的情节发展更有戏剧性。 率先发难者还是昔日“亲密战友”夏腾博士与卢圣一理事长。作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论文的共同作者，夏腾12月13日致信《科学》杂志，要求在2005年5月发表的这篇论文中删除自己的署名：“我重新仔细研究了论文中的数据和图表，对论文的准确性产生了重大怀疑。上周末，一名实验相关人士提醒我，称那篇论文有些部分可能是编造的。” 12月15日，卢圣一在接受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采访时说，黄禹锡向他承认，发表于《科学》上的那篇“划时代”论文存在虚假成分。根据他的说法，黄曾强迫一名研究员伪造实验数据，故意造成研究小组“成功”培育出11个胚胎干细胞的假象，而事实上，这11个“制品”中有9个系伪造，其余2个真实程度也存疑。尽管黄禹锡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负隅顽抗”。但黄禹锡任教的首尔大学开始宣布对此事件进行彻查。23日，大学发表调查报告说，“2005年论文中所涉及的关于11个干细胞系的实验数据都是根据两个干细胞捏造出来。” 这一结论盖棺定论后，黄禹锡当天向国民道歉，并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尽管黄禹锡离开办公室时还信誓旦旦保证，“针对患者培育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属于韩国”，但墙倒众人推，黄禹锡2004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也被怀疑使用了造假照片。另一本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也宣布，将对黄禹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世界首个“克隆狗”的论文进行调查。 其另一名昔日同事文信容说：“在科学界，如果一篇文章被证明造假，那么他的所有相关论文都将被重新检查。” “我们都有错” 黄教授倒下了，但黄教授在韩国以及科学界掀起的波澜却远未平息。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类似疑问：首尔大学、《科学》杂志、政府机构（韩国科学技术部）、生物伦理协会、媒体等各种监督力量为何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后为何未能及时纠偏？ 早在2004年初捐献卵子风波出来后，韩国生物伦理协会就要求黄暂停研究，但黄以此事不违法为由，不予理睬。此后，黄的“研究”工作不断放出卫星，5月，宣布成功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就是后来发表在《科学》上的那篇“杰作”；8月，黄氏克隆犬诞生。10月，黄所在的首尔大学，专门为黄建立“国际干细胞实验室”，黄至此俨然已成“全球克隆学术带头人”。 黄的光芒让韩国人目眩眼花，政府科研资金向他倾斜，韩国国民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媒体称赞他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韩国人”；韩国患者则把黄教授当作可能再造他们健康的“救命菩萨”。 在这种光芒掩盖下，起初的质疑与批评之音被这股席卷韩国的躁动狂热淹没。早在今年6月，韩国MBC电视台就收到报料，揭露黄教授的研究有造假嫌疑。这家电视台经过数月调查后，于11月22日深夜播出专题节目“黄禹锡神话的卵子疑惑”，引发一场地震。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节目播出后，无数“热爱”黄教授的“粉丝”向这家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甚至有群众组织“烛光游行”，声援黄教授。其他韩国媒体也大多数站在黄禹锡一边，指责MBC电视台“损害大韩民国国家利益”。如此高压下，MBC不得不“低头认罪”，还把千辛万苦戳破黄教授泡沫的节目制作人停职处分。 韩国人对黄教授的这种狂热崇拜在献卵丑闻曝光后也有体现。当时众多韩国主妇、美女赶到黄教授所在实验室，要求无偿捐献卵子。此景令人联想起当年亚洲金融风波时，韩国人竞相献出黄金白银，帮助国家共渡难关的劲头。 只是，同样出于爱国热情，真相大白后回头看，那次捐卵热情却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黄禹锡有不少机会在犯下第一个错、或者第二、三个错时及时纠偏。但在名利的诱惑或者说压力下，黄禹锡选择用新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泥足深陷，无法自拔。 韩国媒体事后反省，剖析了韩国社会与黄教授事件的潜在联系。《中央日报》在社评中认为：“黄禹锡教授是我们的脸。”文章说，“黄禹锡事件的话剧，把韩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这其中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有成果至上主义，有对科学带来经济附加值的盲目期待，有媒体轻率的煽情主义，有政界的利用与过剩期待。这些因素与黄禹锡英雄神话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快文化”，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韩国政府、媒体、民众都对黄教授在科研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满心以为瑕不掩瑜。然而在科学领域，再轻微的污点都会动摇科学大厦的根基。 不仅仅是科学。在社会其他领域，以为目的正当就可以忽视手段、乃至不择手段的认知，都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灾难，而消弭这种灾难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成果”带来的利益。 因此，《科学美国人》撤销黄禹锡名人头衔的检讨值得世人铭记：“我们同样担心这个欺骗事件对干细胞研究前景产生长期损害，因为我们仍旧认为这一研究大有价值，但投身其中的科学家应该在诚实与伦理上保持更高标准。”（冯武勇 新华社特稿） （责任编辑:陈淑君） (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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