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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作家协会”还要存在多久？
2006-11-21
作家需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批评、相互砥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乃是自然的。具有不同文学倾向、不同文学偏好的人完全可以自愿组成各自不同的文学团体，创办风格各异的文学期刊，这都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巴金谢世一年多后，中国作家协会终于有了新主席，49岁女作家铁凝胜出。作为文学圈外人，凭自己在中国社会生存的真实感受，普通公民(包括对文学还有几分关注的人)对谁当作协主席，兴趣都不大。作协与我们的生活很远，作协体制中的作家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事已经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除非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比如前些天，沈阳市文化局在编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抗议单位连续几个月扣发他工资，就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当然，多数人是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来看，真正由此新闻而引发严肃思考的人还是很少。面对一个迅速变化中的社会，作协何为？作协体制主导下的文学向何处去？这些问号都是不能回避的。 文学创作乃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特别需要独立的事，作家这个职业因此被文明人类视为自由职业。作家追求的是千差万别，发出各不相同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声音，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如果说一批作家基于文学的原因要自愿成立一个团体，那是他们的权利。在独立的个人创作之外，他们也需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批评、相互砥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乃是自然的。具有不同文学倾向、不同文学偏好的人完全可以自愿组成各自不同的文学团体，创办风格各异的文学期刊，这都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关键是保证团体运行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解决，比如交纳会费，寻求个人、社会和企业的自愿赞助，自行创办社团事业等等。现在作家协会主要的弊端在于，依靠国家经费、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一大帮专业作家和管理、服务于这些作家的人员，等于是在众多的行政机构外，又多了一个文学衙门，导致作家的官员化。一个作协，自上到下，不仅养活了那么多作家，而且养活了更多管作家的人，以及衍生在这根藤上的相关人员，其结果对文学本身有害无益。 国家包养作家的弊端 在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在这种文学“官本位”体制下，许多作家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标已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这样的阶梯上不断晋级。 回头细想，自从胡风以诗人的灵光一闪，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句诗的那时起，要想做一个码字为生的作家，除了进入作协，确乎已没有别的选择。作家协会俨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学分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几乎将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囊括其中，包“养”了起来。在由国家包养作家的文学创作机制之下，只要进入了这个体制，就可以领工资，享受一切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体制来负责，只要在这个格局内，就旱涝保收。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所以，有很多因写了某一个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为作家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体制，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呆在家，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少不了。此外，他们发表作品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或稿酬)，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有双重报酬。这样的“专业作家”和我们理解的作家是有很大距离的，这是李白、杜甫、曹雪芹们，甚至是20世纪前半叶的鲁迅们都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由国家包养作家的文学创作机制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它存在的历史表明，最富有个性、最需要个人创造力的文学也必须纳入这个无所不包的秩序中，作家只有在集体、单位的框架中，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归依，体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在这种文学“官本位”体制下，许多作家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标已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这样的阶梯上不断晋级，作协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向上爬的梯子。小说家李锐曾明确表示，“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 除了作家官员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还多出了一条作家向市场献媚的路。至少有多位着名作家在不同场合表示，他们对现在的创作环境十分满意，认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很自由。对他们而言，文学作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写小说作为捞取世俗利益、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确实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他们现在的小说题目往往也起得很刺激，类似《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的小说题目随处可见。总之，很性感，很低俗，很能符合甚至迎合某种生理需要，很能打动某些读者窥阴的心理，让他们束手就擒，乖乖地掏腰包。余华的《兄弟》以窥视女人屁股开始，几乎通篇都贯穿着“性”这根线。当我们发现文学与权力公开联姻的“金光大道”时代隐退时，另一个文学与市场通奸的时代已粉墨登场。看起来，现行的由国家包养作家的文学创作机制并未能阻止体制内作家向庸俗化市场投怀送抱的步伐。 回归文学自治本位 若干年后，当人们蓦然回首，许多在读者中真正有影响、写出了好作品的人却不在作协之内时，作协会不会感到一丝的尴尬？关注中国文学的人，无不期待文学创作机制也能够逐渐以新貌换旧颜。' 上述出现的文学创作团体的官僚化及其组织功能的退化，也导致了作协作为一个文学创作共同体的吸引力下降。三年前，先是两个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公开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接着，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把中国作协的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我深知，即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作家协会毕竟还掌握着优势的资源，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十年来出现的许多作家，往往没有参加作协，他们不依赖作协体制，完全凭自己的作品说话，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税生存。这个现象的出现，对作协体制意味着什么？可能今天还不大看得出来，作协也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继续按自己的强有力的惯性运行。但是若干年后，当人们蓦然回首，许多在读者中真正有影响、写出了好作品的人却不在作协之内时，作协会不会感到一丝的尴尬？ 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如何克服文学创作团体的官僚化趋势，回归文学自治组织的本位，为繁荣文学创作和维护作家创作自由提供可靠的保障，这是实现文学创作机制改革创新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中国作协吐旧纳新之际，关注中国文学的人，无不期待文学创作机制也能够逐渐以新貌换旧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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