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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颖珊：美国外交新前线上的“冰美人”
2006-11-28
环球杂志刘建飞／美国国务卿赖斯11月9日任命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为美国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此举非同寻常，不仅在于赖斯首创了公共外交特使这一岗位，开辟了美国外交史的新纪元，还在于这一重要职位，竟然由一位华裔来担当“首任”。这其中的奥妙很值得人们品味。公共外交特使的设立，实际上是赖斯推进“变革外交”的重要举措。今年1月，这位美国国务卿提出了“变革外交”这一崭新理念，其基本精神是，为贯彻布希政府在全球推进民主这一战略任务，美国的外交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外交官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更加贴近所驻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国情，增强美国的影响力。 “变革外交”的“新前线”，就是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和南非这样的新兴国家，以及非洲、拉美和中东的转型国家，其重点是新兴大国。 当然，赖斯在提出“变革外交”时，主要还是针对外交官。不仅要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而且要调整外交人员的派驻结构，将更多的外交岗位由欧洲等盟国转移到“新前线”。此外，还要增加派驻点，在一些国家的较大城市至少派驻一名外交官。因此，“变革外交”所带来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且落实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为了尽快落实“变革外交”，赖斯开始利用民间外交资源和力量，设立公共外交特使就是其中一招。按理说，美国公共外交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对促进世界了解美国，拉近各国同美国的关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公共外交特使的设立，则使民间外交力量与官方渠道结合起来了，民为官用，官民结合，可谓是个创举。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民间人物，特别是名人，在担负外交使命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比外交官还要大，另外，将民间外交资源开发出来，也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买卖。 关颖珊的选定最能体现赖斯的意图，因为“变革外交”的“新前线”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国家，一位黄皮肤的特使肯定要比白皮肤的更有亲和力。而特使的身份是华裔，寓意就更为深刻了。很明显，一个能讲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北京和香港都有亲戚的关颖珊，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她工作起来也自然会更便利。 由此可见，赖斯是将中国当成了“变革外交”的重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崛起大国中势头最猛者，是头号“超级大国候补”，而中国又是最大的转型国家，是“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中国能否转型成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美国既要透过扩大接触和交往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向美国所欢迎的方向走，也要促使中国在反恐、防扩、经贸、能源、地区安全、全球事务等方面同美国合作，最终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 如果联系美国外交的其他动向，则更容易看出其对中国的关注程度。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之后不到一周，美国商务部长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就抵达了中国。 率领一个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来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令人意外地承认，解决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需要的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由华盛顿采取贸易保护手段。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里德则表示，要深化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 尤其是当美国媒体热炒中国潜艇靠近美国航母时，拉夫里德认为，“潜艇事件”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突出表明了两国军方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更大的透明度。这两位高官的表态，着实让人感觉到美国对华外交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新思维。 赖斯任命关颖珊为首任公共外交特使，还让人感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关颖珊曾获得5次世界锦标赛冠军，9次全美锦标赛冠军，2次奥动会奖牌，可谓为美国争了光。可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全国冠军赛中，当关颖珊输给一名白人美国选手时，美国几大媒体却都欢呼美国选手击败了中国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的种族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有色人种越来越多，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也开始动摇，以至于像亨廷顿这样的大学者都惊呼，“我们是谁？” 这个大趋势恐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鲍威尔、赖斯、赵小兰能够进入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说明有色人种的力量越来越大，美国也需要他们。而这种变化，又将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赖斯任用她的校友关颖珊，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惺惺惜惺惺”的意味。因此，美国种族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将有可能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译作公众外交）是指一国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去影响对象国的公众舆论，增强对象国公众对本国的了解，进而促进国家间关系，最后达到维护国家利益之目的。有些国家则称作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虽然是公众或民间力量，但往往由政府主导，政府起着间接的支配作用。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但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冷战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国一度受到冷落。“911”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反思美国的对外政策，公共外交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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