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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桑集》导读：熊式辉日记的史学价值（1）
2008-07-07
洪朝辉／《海桑集》是熊式辉40年政治军事生涯的自我写照，也是熊40余年日记的摘要浓缩，更是中华民国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最新史实披露。 全书涵盖43年（1907年到1949年），按编年体的风格将全书分为六大篇，包括‘我与中国革命’（1907－1928）、‘北伐成功之后’（1929－1935）、‘中国之抗日’（1935－1941）、‘中国与友邦共同抗日’（1941－1945）、‘抗日胜利与东北祸患之勃发’（1945－1947）以及‘中国在抗日胜利后之厄运’（1947－1949）。每篇之后，由章节目排列，‘不费撰作，按年月之顺序，标以事类，而次编章’。熊式辉日记披露了许多历史密辛，对江西地方史、民国史、中美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海桑集》所反映的熊式辉在江西、东北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经历进行简要评述。 一、熊式辉与江西 熊式辉与江西的渊源很深。他不仅出生在江西，而且他的政治和军事发迹之地也在江西。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
早在1926年6月，当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熊式辉主动请缨，提出‘进取江西策略’，‘运用原驻瑞金一带之赖世璜所属之江西第四师部队’起义，‘顺流席卷赣江两岸，直下南昌’。一般以为，当时的蒋介石舍武汉而攻打江西是一个战略错误，因为在战术上，夺取武汉，能够截断长江中游；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地盘，将保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同时，在攻下武汉后，蒋又不愿逐鹿中原，进攻河南，而主打江西，也是一大失策。但是，东南五省（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是蒋的发源地，以后建都南京也是他的夙愿，加上，蒋不愿看到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所以，在此关键时刻，熊式辉能够了解舍武汉、中原而打江西的战略意图，主动利用乡情旧谊，策反江西军阀赖世璜部，占领赣州，扩编国民革命军第14军，协助主力，最后于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这样，自此以后，本不是嫡系的熊式辉逐渐成为蒋所信赖的亲信，这是熊式辉政治生命的重要转捩点。 1931-1941年，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主席，史称‘赣政十年’。熊的日记完整地记录了1931年到1941年江西社会的发展，并至少提供了下列四大方面的史料补充。 其一，有助于强化研究国民党逐渐形成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起源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而从一开始，熊就直接介入和见证了‘济南惨案’的过程。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但在5月3日，日本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进攻北伐军。对此，中方派出以熊式辉为首的代表团与日方谈判，因为福田是日本陆军大学校长，而熊是该大学的毕业生。日方提出‘济南商埠几条街中国军队不能通过，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不能运兵。中国军队要退离济南城20里以外’等无理要求。随后，熊立即与总司令蒋介石会面，断定这是日方有计划的挑衅行为，决定不予理会，主力部队急速渡河。  1930年摄。熊式辉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同年12月奉命再兼南昌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时年37岁。 |
5月7日中午，福田送来最后通牒，限12小时内答覆，提出‘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在南军（北伐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等。蒋介石在超过12小时最后期限之后，基本答应了日方的要求，并派熊式辉再度亲自将答覆信函，于5月8日上午面送福田。但福田等根本不顾校友情谊，一副‘狰狞面目’，并要熊转交一份类似‘宣战’的覆函，表示因为在最后期限内，未接到答覆，‘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5月8日下午，日军向济南实施进攻，5月11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酿成着名的‘济南惨案’。据熊式辉称，他为了将福田的宣战覆函从济南送到蒋所在的泰安党家庄，历尽济南城中日军的种种刁难、沿路的跋山涉水和餐风露宿，于5月9日晨向蒋面报结果。熊的《海桑集》未提蒋的反应和中方的死亡人数，只认为这次济南事变‘迟滞了我军北进约有一个月时间，敌得安全撤退’。其实际后果是北伐军避开了日军，绕道继续北上。 济南惨案的后遗症在于，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主义开始成形，并为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供了基础。最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提到：‘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蒋介石当时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忧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从而灭亡中国。 这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被熊深刻领会，并大胆地运用在其江西省主席任内。熊式辉于1931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江西省主席，当时，日本人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在1932年1月28日突袭上海。于是，为了加强抗日的力量，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于2月5日，命令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师急调上海，但熊次日回电，强调由江西抽出一师赴沪，对日本人无致胜之望，对中共则有先败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随时添加，我之增援有时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而且，江西的中共‘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调。勿刳不可刳之肉，而补不能补之疮，则国家生命尚能望苟延一息’。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蒋介石急电熊数次，命令调动正在赣州剿共的18军赴浙江，并要求‘赣江两岸只有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熊认为，赣南中共所控制地区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如不早下决心，则所有军队反为中共所剿所化，‘以无食之军，非溃必变，不如早为之所也’。结果，熊冒着“抗命之罪”，擅自动用18军，驰援被红军包围的赣州，并于3月7日，击溃赣州外围之红军，熊对此感慨地写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也许是熊有先见之明，预见‘攘外必先安内’必将成为国民党的主导战略，所以，他的违抗军令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1933年5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共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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