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海容天天在北京798艺术区展示行为艺术“十日谈”。从当月5日到15日，裸体的她将在每天的9时至17时，朝九晚五地生活在一个类似坐着的人体的铁制容器中，既与现场观众交流，也通过网络与网民沟通，以诠释当今性别、工作、家庭等一系列问题。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开展第一天，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的潮红，自言自语地叨念：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说起20年前那场“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至今仍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
“像往静水里咣当扔了一块大石头。”卢跃刚这样形容当时的盛况。艺术大展是1988年12月22日开幕的。在为期18天的展览中，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裸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的“史无前例”。
“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直甩向沙滩。”卢跃刚说，“队尾所在路口的拐弯处有一个报亭，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10倍。”
他记得此次艺术大展的代表作、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后排的人踮着脚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观众的眼神非常复杂，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本报另一名记者马竞也以“人山人海”、“有老有少”形容当时的情形。他注意到，观众排队进门时非常冲动急切，可看画时，却不敢长久驻足，直视画面。“想来看而不敢看，体现了当时人们心态的矛盾。”他说。
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大展”，《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了5篇报道。分别是：《中央美院模特儿听课记事》、《女模特儿告状》、《在人体艺术面前》、《人体展的尴尬》、《人体画展风波引出的法律思考》。
1989年3月9日，本报又在“探索”版刊出卢跃刚与参展艺术家孟禄丁的对话《不可回避》。报道首次不加掩饰地从表面的“艺术”直击问题的核心：“性”。“在中央大报上公开谈论‘性’，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卢跃刚说。
要知道，那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本报曾在一版刊发了《“三点式”套在龙的身上》，记录了“比基尼”对国人的冲击和震动，其中还披露了南京艺术学院女模特儿陈素华被逼疯的事件。
事实上，1988年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最初刊登了“大陆即将举办人体艺术展览”的消息后，参展画家们便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随便哪位首长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在摇篮中。
“艺术大展”开幕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低调来到展厅，这让艺术家们“一直悬着的心多少放下了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官方的支持。然而据知情人透露，在筹展初期，官方态度“很暧昧”。文化部曾与参展画家达成某种默契：一、不暴露文化部态度；二、如果要展，要保证质量；三、院方领导要审查把关。
此后，中央美院天天接到询问的信件和电话。美国电视广播局从纽约打电话来，联系拍摄专题新闻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来电话联系。国内外新闻界的高度重视迫使大展筹备组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当天，法新社记者麦宁根据一个西方记者的观点发出了“中国一些画家集资准备年底举办裸体画展”的电讯稿，该消息从各个方面强化了此举在中国的政治含义。
卢跃刚记得，“大展”期间，曾有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女记者，称自己代表妇女来与主办方交涉：“ 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下体遮盖着？！”对此，主办人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在《不可回避》中，卢跃刚曾直言不讳地询问：“无论如何你们画裸体，在裸露的肉体面前，观者从直观上，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会产生生命的冲动。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尤其是在一个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的国家里，我隐约感到在某种心理作用下，公众包括画家都回避了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孟禄丁回答：“是的，性的问题。”
事隔20年，曾参与这次报道的马竞感慨道：“我觉得当时的报道也是有局限的。人们从法律角度、艺术角度、性角度关照事件，但还没有意识到它是当时一个社会解禁、思想解放、文明进步的标志性事件。人们只是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在漩涡里的晕眩，从观众到组织者到编辑部，这一点都是模糊的。”
卢跃刚则说；“当时人们的眼光、视角、见地还处在混沌初开、蒙昧幼稚的状态，因此，这些很正常的话题却显得‘耸人听闻’。今天，哪家大报还会为这样一件小事，连篇累牍地发6篇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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