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左一）
毛远新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覆。”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让毛远新“帮助”邓小平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
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会议，“帮助”邓小平。当毛远新再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指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八人会议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帮助”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注意到不但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远新马上又扩大了“帮助”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但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听取了“扩大”的“帮助”会议的汇报和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但是毛泽东又说，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毛泽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政治局会议依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
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但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同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官员“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但会议仍未达到毛泽东期望的效果。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
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于是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