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新闻 1574761-1 (muzi.com)60年来，“姓社、姓资”的讨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财富道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人终于可以自由追求财富，享受财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木子新闻 1574761-3 (muzi.com)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中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拥有了他们的父辈难以想象的财富。木子新闻 1574761-4 (muzi.com)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更多的人拥有财富，让更多的人拥有平等地获得财富的机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进入下一个财富里程的奋斗目标。木子新闻 1574761-5 (muzi.com)
黎明村土改记事木子新闻 1574761-6 (muzi.com)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令中国农民较为均衡地拥有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力也因此获得极大解放。这种农民对土地产权和收益权的享有状态，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化之前木子新闻 1574761-7 (muzi.com)
“共产党在农村的那些事儿，没有我没掺和过的”。贫农出身的杨宝瑞说。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的村民杨宝瑞，今年已经82岁。年轻时，杨宝瑞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领导过村里的土改，后来还担任过村支书和农信社主任。木子新闻 1574761-8 (muzi.com)
如今，他依旧住在生他养他的黎明村——从南五环上京开高速，南行40公里，在与河北接壤的大兴区礼贤镇出口左转向东，远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于此。回首人生路，杨宝瑞老人说：最快活的时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身贫农的他，额外分得6亩耕地，等于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粮。 吃糠 “又是糠饼子”！记忆里，杨宝瑞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亲。木子新闻 1574761-9 (muzi.com)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秋收的喜悦早已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对糠饼子的“反胃”当中。母亲把小麦壳磨成的糠，混上麸子(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再拌上杨宝瑞兄弟3人挖来的野菜，点火蒸成糠饼子，全家7口，一年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候靠这个充饥。木子新闻 1574761-10 (muzi.com)
杨宝瑞当时精瘦，而肚子却因为糠饼子胀肚而浑圆。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动辄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饭之后，肚子胀得难受的杨宝瑞只好出门遛弯儿，盼望着走着走着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嗓眼儿里不住地从胃里反上来糠饼子的酸气。木子新闻 1574761-11 (muzi.com)
遛弯儿的时候，杨宝瑞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十六七岁以后，渐渐懂事的他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木子新闻 1574761-12 (muzi.com)
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亩薄田，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也就是能打上来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顶天了”(如今亩产10倍于往昔)。通算下来，一家7口(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来的口粮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只有7两粮，“除了吃糠咽菜，还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杨宝瑞说。即使是糠饼子，也有断炊的时候。进入5月，旧粮已经吃光，新粮还没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节到来，父亲就会去找地主韩德善借上两三百斤粮食。日子再苦，也总有游手好闲之人，村里设有赌场，老板正是韩德善。杨宝瑞的父亲替韩老板看场子不要钱，杨宝瑞兄弟3人则去给村里的3户地主当长工还债。木子新闻 1574761-13 (muzi.com)
“我父亲和韩德善的关系不错，利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家还算过得去”。杨宝瑞回忆。有些农民则没有这般幸运，“青黄不接”时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利三分，利滚利越滚越多，只好等丰收时拿口粮抵账。通常情况是：如果你有3亩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亩半的粮食要交到地主手上。木子新闻 1574761-14 (muzi.com)
日久天长，村里还真有两户人家因为好赌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彻底沦为雇农。这些事，杨宝瑞都是听父亲等老人讲起，说还有更惨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好把女儿给地主卖做童养媳，地主付账的方式是3亩薄田，“等于告诉女孩子，你父母有饭吃了，甭惦着了”！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说。木子新闻 1574761-15 (muzi.com)
进入1945 年，撑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18岁的杨宝瑞已经成年，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谋变在第二年，大批共产党干部进入杨宝瑞的家乡，不安分的杨宝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装，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轮手枪。父亲很是担心，劝他老老实实务农，杨宝瑞不肯回头，说“你就当家里没有我”。木子新闻 1574761-16 (muzi.com)
在1946年底，共产党曾经一度控制了杨宝瑞的家乡礼贤镇，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土改随之拉开序幕。杨宝瑞毕竟年轻，甚至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反复拉锯也已拉开序幕：国民党重回礼贤之时，往往又伴随着地主和富农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粮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的8个年轻人，也被“下了枪”。共产党地下武装领导人、一位姓冯的书记秘密把杨宝瑞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勉励大伙儿别泄气，“将来还要用你们”！杨宝瑞没有想到，用得着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土改，自己则成了村里青年队的队长。木子新闻 1574761-17 (muzi.com)
此时已经是195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3月有余。5个身着军装的干部进入黎明村时，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儿，这就是土改工作队。动员工作拉开了序幕。对于这一轮土改，中老年村民积极性并不高。一来，他们的消息闭塞，担心国民党去而复来；二来，上了年纪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对分别人的地、拿别人的东西并不认同——甚至土改之后，韩德善等地主的家门口，还时常放着收割后的棒子-一些农民认为，这些地还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割了而已。但年轻人不信邪，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快，杨宝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队选中了韩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开始在数九寒冬里每日上课，听众是自带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课内容则是《土地改革法大纲》。这是杨宝瑞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年代久远，他却还记得授课的大概内容：(我看毛选、薄一波回忆录等书，中间不动两头平中间一直没有逗号)中间不动两头平(不动中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那时候的村民普遍不识字，所以院子里也没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队口传身教，一教就是一个月。反复讲解的难点是阶级的划分。雇农和贫农好理解，可中农、上中农和富农的界限在哪里？富农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牵扯到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队的5名军队干部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木子新闻 1574761-18 (muzi.com)
杨宝瑞还记得，土改工作队告诉青年队的成员们：富农的出租地，不要动。 分地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层也正在为此展开争论。从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5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则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因为有出租即有剥削)。木子新闻 1574761-19 (muzi.com)
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普遍持有这两种意见。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都是要保留富农经济的。” 但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为富农出租土地的争论作了注脚：“在两年前(指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战争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于地主、国民党一边，而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木子新闻 1574761-20 (muzi.com)
这说明，对待富农出租土地的态度和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195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黎明村土改，因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农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杨宝瑞领导的青年队一家一户地核查土地，与农会领导成员、土改工作队的军队干部反复磋商，最终贴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颇有些现代的行政决议与复议味道，因为“第一次张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木子新闻 1574761-21 (muzi.com)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反复告诫青年队，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这一条在黎明村的杨宝瑞们身上被执行得很彻底。村里的3户地主和其他富农，“并没有什么抵抗”。杨宝瑞说。村里一位叫做刘瑞山的老人回忆，其实，一些富农在土改开展之前，已经把部分土地转手，一些富农也变为“自给自足的中农”。无形之中为土改减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这一轮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结束。杨宝瑞全家多出了6亩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杨宝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着小调，“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大伙儿都有小调哼着”。木子新闻 1574761-22 (muzi.com)
土地改革两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杨宝瑞至今还记得1952年的春节，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组织高跷队、亲自上去踩、几乎闪了腰的往事，“真是从心底里乐开了花”。木子新闻 1574761-23 (muzi.com)
即使是30年后同样引起生产力大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杨宝瑞那种归属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为它完全为我所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杨宝瑞再也没有找到土改之初从土地上得到的强烈归属感木子新闻 1574761-24 (muzi.com)
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营史木子新闻 1574761-25 (muzi.com)
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木子新闻 1574761-26 (muzi.com)
“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如此回应人们。木子新闻 1574761-27 (muzi.com)
上海解放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很多人在彷徨中选择了离开。上海永安，这个当时规模最大、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环球”百货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辈创设。1949年上海解放时，郭琳爽已经执掌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帅印达16年之久。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新中国成立7年后，永安百货公司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郭琳爽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劳动者。1966年，资本家定息年限届满，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木子新闻 1574761-28 (muzi.com)
“留此尽力维护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实力空虚。 郭琳爽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义的高级职员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共产党员夏大义与郭琳爽谈了三四个钟头。夏大义同时还是永安公司的小股东。木子新闻 1574761-29 (muzi.com)
早在1948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当时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 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木子新闻 1574761-30 (muzi.com)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电话里，郭琳爽告诉关心他们安全的德国朋友：上海解放了！我们都很好，谢谢你。木子新闻 1574761-31 (muzi.com)
“当时也是有顾虑的。” 1981年郭棣活在广州坦承，他和郭琳爽当时打算，如果形势不利再跑也不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后对工商业有很大帮助，多次约我们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问题。” 惨淡经营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公司就开门营业，但也只能惨淡经营。作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主要面向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经营。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月月亏损。木子新闻 1574761-32 (muzi.com)
以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计算，仅1949年9?12月四个月中，永安百货商场亏损约19万元。这期间，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进货，上海永安百货主要依靠厂商寄售商品维持营业，寄售额占全部销货额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资本为1222万元，其中流动资本仅169万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经营业越来越困难。1950年，公司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又亏损58.783万元。木子新闻 1574761-33 (muzi.com)
那时，上海市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并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统购统销。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木子新闻 1574761-34 (muzi.com)
经过这样的调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1953年开始实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润的“滚雪球”计划，打算在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 然而，郭琳爽的计划还未及实施，就土崩瓦解了。木子新闻 1574761-35 (muzi.com)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要在10年到 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加强市场管理，除继续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范围外，1953年11月开始，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油料、棉布等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仅7.38万元，不及郭琳爽预期的五分之一。但这一年，却是资本家“难忘的1953年”。木子新闻 1574761-36 (muzi.com)
郭琳爽很快发现，进货越来越难。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营工业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这一年的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当年营业额只相当于 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木子新闻 1574761-37 (muzi.com)
今年83岁的陈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员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国营商店摆得很满，我们就没什么东西。” 那时，国外的商品来不了，而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有些东西就不给你进了。” 1955年2月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不适销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为此，国家对永安公司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同时在对市场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此番安排后，批购比重上升到80%，而经销代销两项共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三，企业基本能够维持开支。郭琳爽甚至对管进货的负责人说：“以后进货，只要国营公司有的，都要向国营公司进。” 永安公司基本上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木子新闻 1574761-38 (muzi.com)
“我们分别从价格、职工工资，及经营业务等方面一步步向国营靠拢。”今年89岁的闵祖恩是一名地下党员，也是公司的老员工，参与了永安公司合营前后的很多具体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进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开始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木子新闻 1574761-39 (mu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