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新闻 1576419-0 (muzi.com)新中国60周年之开放中国木子新闻 1576419-1 (muzi.com)
开放中国木子新闻 1576419-2 (muzi.com)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决定打扫干净房间再请客。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矛盾纠结，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等到中国社会对外完全封闭的“文革十年”，中国当时的极端观念视主流国际社会如仇寇，畏“海外关系”如虎。国家、社会和普通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交往长期处于低谷。木子新闻 1576419-3 (muzi.com)
1978年，那一代杰出的中国领导人，确信一个自我、封闭的中国不可能取得繁荣和进步。从那时起，中国的“开放”进程就一直与“改革”进程比肩前行，而这一行，就是30年。中国人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走向世界，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财富中汲取营养，强壮我们的躯体，丰富我们的心灵。木子新闻 1576419-4 (muzi.com)
1984年，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35周年庆典之际，一场“西装热”像风一样吹遍中国。习惯于几十年的灰、蓝毛式服装的中国人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当时，人们不由得想起 2000多年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他们明白，这不是简单的衣冠之变，而是心胸的开扩、观念的突破和发奋图强的决心。木子新闻 1576419-5 (muzi.com)
今天，当我们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回首25年前的往事，不能不感慨那个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共和国领导人面对外部世界的自信和从容。木子新闻 1576419-6 (muzi.com)
一个甲子，在经历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之后，如同“改革”一样，“开放”业已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继续30年前开始的“开放”这一伟大进程，拥抱世界，也为世界所拥抱。木子新闻 1576419-7 (muzi.com)
罗湖桥上的人来人往木子新闻 1576419-8 (muzi.com)
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30米的木板桥刻下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60年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木子新闻 1576419-9 (muzi.com)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深圳)木子新闻 1576419-10 (muzi.com)
这是2009年9月16日的罗湖口岸。宽敞整洁的通关大厅里，听不到嘈杂的人流声，也看不到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5秒钟，人们通过简单的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去到那头的香港。木子新闻 1576419-11 (muzi.com)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木子新闻 1576419-12 (muzi.com)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木子新闻 1576419-13 (muzi.com)
此后的20多年，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只有与香港相连的罗湖桥，维系着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木子新闻 1576419-14 (muzi.com)
“耕作口”木子新闻 1576419-15 (muzi.com)
1950 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渡洋来到香港，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木子新闻 1576419-16 (muzi.com)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木子新闻 1576419-17 (muzi.com)
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这一年，20岁的朱自然从上海海关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罗湖口岸工作。木子新闻 1576419-18 (muzi.com)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4000亩土地分给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生活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木子新闻 1576419-19 (muzi.com)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木子新闻 1576419-20 (muzi.com)
“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朱自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木子新闻 1576419-21 (muzi.com)
1952年7月，31岁的张爱玲在烈日下走过了罗湖桥。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湮没，而她的身影在异国他乡渐行渐远。木子新闻 1576419-22 (muzi.com)
从1957年起，通过罗湖桥过境耕作的村民发现了两岸的差距。河的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于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这一边，有的甚至扶老携幼，全家都住在香港。木子新闻 1576419-23 (muzi.com)
今年78岁的姚伯就是通过“耕作口”去的香港，他从罗芳村的生产队社员变成香港的最底层的工人，只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木子新闻 1576419-24 (muzi.com)
当时听到哪个熟人逃港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姚伯说，从罗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锦渡，也可以走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白天过去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干活，晚上回这边来过社会主义生活。那边的东西不许带过来，就在铁丝网那边吃饱了再回来。有时牵着牛过去干活，姚伯就经常就在牛耳朵里塞两个鸡蛋，过去卖点钱。木子新闻 1576419-25 (muzi.com)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木子新闻 1576419-26 (muzi.com)
当时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从现在的罗湖海关后的深圳河过去，但需要有熟人带，没有关系很难。其次是皇岗口岸，但有军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远比较危险。最后就是泅水了。姚伯说，他有耕作证，就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木子新闻 1576419-27 (muzi.com)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边就成了一个个村子。原来一个村的还聚集在一起，罗芳村的人过去的还叫罗芳村，渔民村过去的也叫渔民村。木子新闻 1576419-28 (muzi.com)
据宝安县志记载，从1951年深港封锁边境开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继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为最。据官方资料记载，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青壮年流失人数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为60157人。木子新闻 1576419-29 (muzi.com)
土政策木子新闻 1576419-30 (muzi.com)
“逃港”不断发生，终于令边境封锁的政策开始松动。木子新闻 1576419-31 (muzi.com)
1961年开始，宝安县开始放宽边境管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提高农民收入，遏制逃港潮。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一次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回来。木子新闻 1576419-32 (muzi.com)
1961年至1963年，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大部分都是带着粮食来救命的”。时任罗湖海关检查员的朱自然说，自然灾害那几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带着成袋的面包、大米回来接济亲戚。木子新闻 1576419-33 (muzi.com)
那几年，宝安人到香港不需要县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写个简单申请，盖大队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时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多数群众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自己生产的产品到香港去卖，从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视为走私的物资都可以公开出口了。木子新闻 1576419-34 (muzi.com)
到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罗湖桥上的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开放，那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木子新闻 1576419-35 (muzi.com)
2008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詹延钦通过翻阅大量原始档案，并采访原宝安县委的老领导，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的开放与今天明显不同，那是基层政权为解决群众温饱而进行的大胆创新。”詹延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木子新闻 1576419-36 (muzi.com)
“一车两面”木子新闻 1576419-37 (muzi.com)
1968年，初中毕业的陈焕参军后被调入罗湖口岸负责拍照，特殊的岗位让他见到许多不为人知的逃港命运。木子新闻 1576419-38 (muzi.com)
建国后，每天都有列车经过罗湖桥往香港运送蔬菜和鲜活禽蛋，列车到达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结。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为掩护摸上暂停的专列货车，甚至藏在列车水箱中冒险随车进入香港。经常有人被火车挤死，许多是外地人，连身份证明都没有。木子新闻 1576419-39 (mu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