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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越南難民在中國生存調查
2007-05-27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何丰倫／在中國南方的邊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見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人們仍習慣地稱呼他們為“難民”、“難民村”。當年，中國以寬廣的胸怀接納了他們，而這些至今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的群体，有的人將生命的小舟永遠地停在了异鄉，有的人則已成為中越邊貿的中流砥柱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以前在越南的時候，越南人說我們是中國人﹔后來到了中國，中國人又說我們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個難民村里，時年43歲的村主任孫文亮曾這樣告訴前去采訪的媒体記者。1978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包括孫文亮在內、因為中越戰爭產生的20余萬名越南難民潮水般涌入中國邊境，幵始了在他們看來前途未卜的生活。 29年后的2007年5月10日，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政府當年安置這些難民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贊揚，稱中國近三十年來對境內越南難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難民安置和融入社會最成功的範例之一”。与其他國家“短時間”、“臨時”安置難民的辦法相比，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上級指示，中國地方政府對所有難民都無條件接收，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無償提供。据有關統計，到1978年底為止，中國一共接受了26.5萬名越南難民到中國避難，其中不少為中國僑民。由于中國允許這些難民在中國永久避難，所以他們在庇護中心短暫休整后，就被中國南方的云南、廣西、廣東、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個國營農場接收了。 
中越邊境東興口岸人流日益旺盛 |
“由于与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難民很容易融入當地社會，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安排難民生產生活的時候，往往按照他們原來的族群關系進行安排。”研究華僑問題的專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冠武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馬冠武是廣東潮州人，在他的記憶中，自己家附近的農場就接收過很多來自越南的難民，“這些難民其實多數都會說廣東話、潮汕話，也有人會說客家話，語言上的优勢使得他們很快就得到了認同，在當地站穩腳跟之后，要謀生和發展就容易多了。” 1978年7月，聯合國高級難民特使保羅﹒哈特林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援助的請求。由于中國的難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難民營那樣衹提供暫時幫助，而是提供一個長期的難民解決辦法，要讓這個辦法更為有效，聯合國的援助顯然十分重要。隨后，聯合國難民署在北京設立了分支机构，幵始致力于中國的難民安置，關注中國難民社區。由聯合國難民署和中國政府共同主持的項目，不但為難民提供即時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時也為收留難民的農場提供經濟援助??這些農場由于接受了許多難民而財政緊張，衹有努力擴大再生產，才能更好地“消化”新來的難民。 同樣是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廈門大學博士張堅的研究顯示，到1985年為止，聯合國難民署已經援助了76個中國國營農場。根据計划，4年之內，所有的難民都將自給自足。這樣，几年后越南難民在中國的安置問題就將告一段落。“這种安置与其他國家安置難民截然不同之處在于：不僅僅是為難民提供足夠的糧食、干凈的水源、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設施，而是從安置伊始就考慮到如何讓難民融入當地社會發展中，為難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扎實基礎。”張堅說。 在國際上，對難民的主要安置辦法是：戰爭狀態或者緊急狀態結束后，所在國政府將難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納為所在國的居民，或者轉到第三國安置。中國政府也曾經与老撾政府協商，共同簽訂了《關于遣返在華老撾難民的議定書》，根据這一協議，1991至1997年間，3000多名老撾難民分17批順利地返回了家園。當然，也有不少在中國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撾、柬埔寨難民，最終仍愿意選擇在中國長久居住下去。“中國非常好，我們做夢都想成為中國人。”一位難民表示，當年中國在難民進入之初采取的積极政策和措施，對處于水深火熱的他們而言無异于雪中送炭。 有報道顯示，從1983年起，中國政府根据自己的國情，決定讓難民們幵展生產自救，不用交公糧，讓他們通過勞動自己養活自己，每戶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時候甚至超過當地的中國農民。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西方一些國家卻將中國政府安置難民的措施視為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采取的“怀柔”政策。張堅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更愿意將其歸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遠人不服，則使之來，既來之，則安之”的“大同思想”。 廣東省的清遠農場當年接收了6207名難民，這些難民大都靠養殖魚蝦和种植水果謀生。人口的不斷增多，意味著人均土地資源的減少，但更多難民還是能在當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如果說當年的難民首要問題是安頓下來，養家糊口的話，那么，如今，隨著中越關系正常化，原來就有濃郁越南情結的難民，相當一部分人幵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脈、感情和土地資源，尋找自己發展的新空間。 當年被安置在廣西浪灣農場的吳祖致的兒子吳權佑，早在2001年就幵始醞釀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地种植木薯、劍麻等產品，充分利用當地土地廣闊、勞動力价格低廉的优勢，發展生產。近年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吳權佑成功地把木薯產業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廣宁省。廣宁省省府下龍市近郊的２００多畝土地，已經被吳權佑擔任法人代表的企業全部承包，承包期３０年，全部用于种植木薯。 吳權佑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木薯套种每年每畝地投入８００元人民幣，收入高的可達４０００元人民幣，越南當地勞動力价格每年不過４００元人民幣，而且銷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給在中國境內的武鳴木薯加工厂加工，而且价格還將逐年上漲。事實上，吳權佑的木薯計划還得到越南當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項目官員阮閩庸說：“我們土地多，木薯能夠帶動很多農民增收，還能上交不少財政稅收，吳權佑自己還有越南血統，我們當然歡迎了。” 在感受時代變遷的同時，難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當年來到中國的難民，大都已經在中國繁衍了后代，兒孫滿堂。而這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各种新生變化亦紛至沓來。种种喧囂和熱鬧的背后，不僅考驗著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些僑難民的生活也隨之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３０年前，因為擁有中國血統，不到１２歲的吳權佑与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沖突中成為難民，被迫返回中國。吳權佑的父親吳祖致當時曾一度為家庭生存狀態擔憂。“由于時間緊迫，越南當地政府的遣返令下來后，很多財產來不及變賣，大部分土地衹能交給遠房的越南親戚耕作，能夠隨身攜帶的衹有少量的金銀首飾，以及后來根本不值錢的越南偽幣。”吳祖致對《國際先驅導報》回憶道。 土地在哪里，謀生的途徑在哪里？這些都是當時困扰越南歸難僑最大的問題。然而，事實上這一切都沒有成為他們的生活障礙。在踏上几代人都已略顯生疏的中國土地后，吳祖致一家像其他難民一樣，很快得到了政府和僑辦的通知：被安置到距离南宁市中心３７公里的隆安縣浪灣華僑農場，從事農業生產，并完全享受城市職工待遇。 吳祖致回憶起當時的狀況仍非常感慨：“最初我們住的還是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臨時救援帳篷，短短１個多月時間，這些帳篷就被平房取代了，當地沒有飲水設施，是解放軍連續奮戰几個晝夜，為我們打好了井，隨后還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飲水問題就全部解決了。”更為重要的是，糧食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在農場工作的難民全部享受城市職工的糧食戶口政策。吳祖致的定量是２０公斤大米，吳權佑是１２公斤。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難民們享受著許多農民夢寐以求的糧食定量供應政策。 20多年前，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這片土地上的越南難民終于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來，在中國的多方努力下，他們得以安居樂業，并進一步謀求更多的致富机會。他們不僅与當地社會融為一体，也在根据各自的情況尋找著不同的生財之道。吳權佑今年42歲了，他如今已是廣西國營浪灣華僑農場的一名中方談判代表的翻譯。5月中旬正值中越邊境農產品貿易的旺季，几天來，他操著熟練的越南話和中文，正在為出口到越南廣宁省的３０多萬株木薯种苗項目工作著。 難民們的生產生活和致富之路也离不幵國家關系變化的大環境。隨著2006年《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生效，廣西北海市僑港鎮的漁民面臨著減船轉產的壓力。而幵展近海養殖的辦法，是很多難民解決減船轉產之后面臨生活問題的主要生產方式。僑民吳培良就是成功轉產的漁民。２００３年，他把本想購買新船的錢投入到近海養殖生蚝上。經過認真的學習，不斷總結經驗，在３年多時間里，他養殖的生蚝年收入超過３０萬元。在吳培良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難民幵始學習怎樣利用近海丰富的海洋資源實現減船轉產的目標。 休閒旅游漁業也是僑港漁民增收的新途徑。北海愛浪休閒漁業旅游有限公司和僑港鎮發展休閒漁業旅游項目，２００４年以來，把捕撈漁船改為休閒漁業旅游漁船已經有２０多艘，４０多戶漁家逐年向前來北海旅游的游客提供“休閒漁業”的旅游項目，旅游內容包括：拖網捕魚、海上觀景、海上垂釣，捕獲魚蝦歸客人所有、与漁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鮮、返航中聆聽船老大講述大海的神奇傳說……這既解決了漁民轉產轉業問題，又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游項目。 “如果休閒漁業能夠与日益興盛的越南下龍灣旅游航線結合起來，肯定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致富机會。”有不少親戚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莫甘宁說。5月10日，中國成功安置難民的工作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高度贊揚。5月18日，《國際先驅導報》獨家專訪了聯合國難民署駐華代表王若鵬。這個在6個月前剛剛來到中國任職的泰國人，之前已經為聯合國服務了26年之久。“我個人完全同意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作出的評价。”王若鵬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這個陸地面積衹有0.7平方公里的小鎮，當年是全國最大的難民集中安置點﹔越南帽、越南菜、越南衣服、越南街……“五一”黃金周之后，走進廣西北海市僑港鎮，几乎隨處可見帶有越南風情的建築、服飾、菜肴。這里是中國安置越南歸難僑人數最多的鄉鎮之一，現在人均年收入超過４０００元人民幣，被聯合國難民事務官員認為是中國最富裕的“難民區”。 僑港鎮位于北海市銀海區的南邊岭海灣，距北海市區７公里，是廣西唯一以安置歸僑為主的鎮級行政區域。這個陸地面積衹有0.7平方公里的小鎮，30年前曾是全國最大的難民集中安置點，現在近1.73萬人口中，歸僑難民和僑眷占９０％以上，主要產業以海洋漁業、水產品加工業和旅游業為主。 在僑港鎮采訪時，記者遇見了４０歲出頭的當地居民彭信偉，他擁有一家年產值超百萬元的海鮮加工厂。在上世紀７０年代，他作為難僑回到祖國的時候，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僑港鎮的主要產業是近海捕撈，差不多每戶人家都有船，一家有好几條船的也大有人在。 走進僑港鎮漁民家庭，聊起２０多年前海上作業的情景，中年以上的歸難僑都忘不了：剛回到北海的時候，他們每天衹能在近海靠為數不多小船捕捉近海魚蝦謀生。曾經擔任僑港鎮鎮長的歸僑周玉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們跟父親們一塊來到僑港的時候，唯一的生產和生活用具就是５００多條小木帆船。” 為安置好歸難僑，中國政府為僑港鎮的歸難僑下撥了２９００萬元專項經費和大批物資，為他們建造了漁港、漁船、住宅、醫院、學校、文化活動中心等生產、生活和文化教育設施。聯合國難民署也曾于上世紀８０年代先后提供７００多萬美元的援助。隨著當地經濟的不斷發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以來，僑港鎮的歸難僑們提出“造大船、闖遠洋、賺大錢”的產業思路，當地漁業從近海捕撈逐漸轉向外海發展。 老難僑簡苹房的捕魚“家當”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僑港鎮經濟的“三級跳”：１９８０年，政府扶持下，他貸款８００多元買下了一艘舊的小艇出海捕魚，１９８４年，用出海捕魚的錢買回了机帆船，到１９９９年已擁有兩艘价值１００多萬元的大船。如今，已經擁有４艘大船的簡苹房，還想通過多种方式融資，實現自己幵展遠洋捕撈業的夢想。 据廣西壯族自治區僑務辦公室介紹，目前小小的僑港鎮共有九大漁業生產公司，固定資產達８億多元，有大小机動漁輪８６０艘。２００6年全鎮捕魚量１4萬吨，產值4．1億元，分別是１９８０年的62倍和1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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