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女青年鐘敏熱愛社工工作，將于下月到美國當半年的“美國社工”
“我英語口語沒問題。現在，要更多地了解中美社區文化的差异。”鐘敏說，洛杉磯是美國外來人口比較多的大城市，那里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熟悉在美不同洲際移民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傳統，對她搞好社區服務很重要。鐘敏在美期間，將主要從事社區“移民服務”。
“美國的社區，沒有‘居委會’說法，社區服務，主要通過各种非政府組織的專業民間服務團体。”鐘敏想弄明白，沒有“居委會”的美國社區，是怎么運作的。
這個性格有點倔的女青年，怎么會對“社工”如此感興趣呢？
大學時
頭次体驗到找工作難
“上大二時，去餐館端盤子和洗盤子，工作了8小時，掙到10元，除去路費，僅剩6元。”
鐘敏愛上社工，是偶然，也是必然。
鐘敏出生于重慶的普通工人家庭。“我上初中時很貪玩，學習很輕松，很快樂。高中讀重點中學，整天有做不完的作業。”鐘敏高中時學理科，8年前，她卻被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錄齲鐘敏說，自己是誤打誤撞就讀文科中的“社會學”專業。
“家人很不理解我學的專業，擔心我畢業后找工作難。”大二時，班級組織的一次社會實踐，讓鐘敏徹底改變了對“社會學”的態度。
“大二期末前，老師布置了一道社會實踐作業：一天時間里，在沒有外人幫助的前提下自己找工作。作業是考察大學生的社會适應能力，看誰在最短時間內找到工作，掙到錢。”這是鐘敏第一次為“找工作”在上海街頭轉悠。從早晨8時找到11時，她都沒被 “錄用”。她甚至去一家幵在背街的小發廊應聘“洗頭工”，干一天衹要十元的報酬，都沒有打動發廊小老板。
鐘敏感覺自己已到了“絕境”。快到中午，她鼓足勇气走進一家小餐館，軟磨硬纏，飯店大廚勉強同意讓她“端盤子和洗盤子”，從中午12時干到晚上8時。 “那晚，我拖著疲憊的身体回到學校，扣除來回4元車費，一天衹掙6元。”鐘敏說，那天，一位家在上海的女同學，先用身份証抵押給花店老板，批發一些花，到外灘等游人多的地方去零售，掙了25元。“效果如此不同，主要是人的生存意識和市場觀念決定的。一般人掙錢下苦力，精明人掙錢靠智慧。”鐘敏說，有了那次体驗，她決心要用社會學的諸多理論驗証、影響、改變社區居民的固有觀念。
做社工
當初父母反對她仍堅持
“我媽說，做社工到偏遠貧困山區支教，苦得很喲……”
參与社區活動，讓鐘敏有更多机會接触社會最底層。
鐘敏大學畢業后，進入上海一家國外基金資助的非贏利性民間服務机构（國內簡稱NGO）。她在這家NGO的主要工作是培訓社區服務人員，招募大學生參与社區扶貧、環保、助殘等志愿活動。
“在美國，社區工作被稱為繼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一流人才進企業，二流人才進NGO（美國稱此類“非政府組織”為NPO），三流人才才進政府部門。”鐘敏說，國外很重視民間非贏利組織在构建“和諧社區”中的作用。
此前，父母并不支持鐘敏做社工。
前年秋，鐘敏聽說一家民間机构將組織一批人到貴州省偏遠山區教育扶貧。鐘敏把這個想法電話告訴父母，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盡管支教的事最終擱淺，但鐘敏熱心社工的勁頭，卻有增無減。
去年，鐘敏參加向川北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環保計划，感受頗深。
“他們也希望生活環境得到改善，但有些習慣很難改。我們幫助一個社區建立垃圾焚燒、掩埋站點，當時搞得很好，但我們走后不久，又是一團糟。”今年初，鐘敏還隨中山大學的部分志愿者到香港社區幫助智障家庭，体驗香港社區服務机构的運作經驗。
對待父母的不理解，鐘敏采用“韜光養晦”之計，有時不得不“妥協”。
“在上海的NGO机构干了三年，月工資3000多元，收入屬偏低的。”常年漂泊，鐘敏沒空談戀愛，讓父母很不放心。去年，鐘敏考上中山大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生。鐘敏說，她很体諒父母的關愛，考研也是對父母關愛的一种回報。
如今，鐘敏到美國當社工的事，得到父母的支持。鐘敏愿意把自己在美國的社工見聞整理成文字，獨家提供給《重慶晚報》，讓更多家鄉讀者分享她來自國外的社區文化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