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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難屬期待能為無辜死者降半旗
2008-06-04
美國之音記者張楠／“六四”難屬在祭奠汶川大地震遇難同胞和89天安門民主運動死難親人的雙重悲痛中渡過“六四”19周年祭日。他們期待，有一天國家也能為他們無辜死去的孩子降半旗。媽媽為死難兒子敬酒和往年一樣，一批“六四”難屬手捧鮮花在6月4號上午來到北京萬安公墓，這里安葬著他們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慘遭殺害的親人。跟往年不同的是，不久前汶川發生了導致近7萬人喪生的特大地震。因此，今年的“六四”祭日，也添加了對地震死難者的祭奠。 “很多同胞遇難了，我們也非常悲哀，很多人瞬間就消失了，這和我們當年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感同身受。現在我們為我們的死難親人，為四川地震遇難的同胞默哀。”  媽媽為死難兒子敬酒 |
這些難屬從當年的黑發人，變成了現在的白發人。他們或坐著輪椅，或互相攙扶，為死去的亡靈敬酒。 “時到今天，兒子還沒有得到公正的說法。我作為母親，心里很難過。我雖然已經老了，但決不能放棄對殺害你們的這些人的抗爭。” “王楠，有很多的奶奶、阿姨們看你。19年來，我們為了爭取正義，一直在抗爭。今后我們也還要這樣做下去，直到我們胜利的一天。你安息吧。” 一位年邁的母親掙扎著想從輪椅中站起來，但是終于沒有成功。 “(咳嗽)沒辦法站起來了啊，乖乖，原諒媽媽，原諒我，原諒，沒辦法了，沒辦法了。”  六四難屬為親人撒酒祭祀 |
來到萬安公墓的“六四”難屬衹有10余人，更多的難屬和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參与者采取不同的、分散的方式渡過這一天。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一如既往在家里祭奠被解放軍射殺的兒子。按照她的說法，“六四”沒有平反，她兒子的骨灰仍然擺放在家中，無法入土為安。 當年參加絕食的“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在這一天買了19朵百合花，以為紀念。同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則延續他1991年以來在六四祭日的一貫做法，絕食一天。用他本人的話說，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紀念，也是委婉地表達抗議。 這些難屬和參与者都認為，中共當局為地震死難同胞降半旗的做法是個進步，值得肯定，但還不夠。丁子霖說：“我們這些媽媽們隨之的反應就是，什么時候國旗也能夠為我們這些無辜遇難的孩子降下。對自己的同胞、對自己的國民，如此雙重標准！要知道，我們是受害者呀！我們是‘六四’屠殺這場人禍的絕對的受害者呀！” 劉曉波認為，為地震中死去的平民降半旗并舉行三天悼念，确實是個進步，但衹是前進了一小步，還不是實質性進步，因為在中共執政59年的歷史中，死于人禍的百姓遠遠多于死于天災的人。他說，老天殺人無法左右，你怨不得誰，但是權力殺人、人殺人卻是可以避免的，這個罪過的責任者是一定要出來對公眾做一個交代的。  六四難屬為死難親人默哀 |
他說：“什么時候國旗為六四的死難者而降，為文革的死難者而降，為大躍進的死難者而降。如果真能為因為人的制度性的犯罪導致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中共能出來做一個澄清，做一個道歉，那么這個就是國家性正義的体現。那一天將是中國政治上走向自由民主的幵始。” 周舵認為，中國共產党和中國政府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大大地得分了”。但是他們對待六四學生与抗議市民的態度卻大相徑庭，顯示中共并沒有真正放棄階級斗爭理論。 他說：“共產党整個的意識形態是把人分成敵我兩個陣營，按照一种黑白截然二分的邏輯。雷鋒有句名言嘛，‘對人民像春天一樣溫暖，對階級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它把當時那些和平示威的學生、市民當成是仇敵。” 1989年春夏之交，由悼念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為導火索，北京及中國其他一些城市爆發了要民主、反貪腐的大規模學生運動。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主政者卻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并動用軍隊進行鎮壓，殺害了數百甚至可能更多的學生和市民。一年后，官方改口，把這一事件稱為“政治風波”。  難屬代表宣讀祭文 |
一些六四難屬和參与者認為，解決六四問題，可采取先易后難的漸進方式，把最難解決的定性問題暫時擱置，首先從人道關怀入手。劉曉波說，應該對生活困難的家庭予以經濟補償，對六四傷殘者給予跟其他傷殘者相同的待遇，用不事聲張的方法釋放由于六四事件仍被關在監獄里的人，允許王軍濤等被放逐海外的人回國探望年邁体衰的父母。他還建議當局先幵放一兩個網站討論六四問題，以便為最后解決定性問題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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