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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 中國又悄悄變了--由“核心”到“共治”
2008-09-01
冼岩／當代中國歷來被視為有效的權威主義政治，但确立于上世紀末的兩項制度規範，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政治的這一基本特征。這兩項制度一是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二是70歲后不再連任的年齡限制。雖然看來衹是技術性的規則調整，但由于發生在權力核心這一最敏感區域，小手術帶來大變化。雖然這一變化至今還是靜悄悄的，并沒有為公眾輿論所認知。有效的權威政治之基本要件是，必須存在一個擁有足夠權力的權威領袖，這就是鄧小平強調的“一個核心”。鄧小平就是按此模式來打造第三代的，他應該希望第四代乃至以后各代也能遵循此一模式。但是，在最高權力位置上的上述兩項小手術，最終使鄧的意圖成為不可能。 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新舊領導人的并存涵蓋了新領導人的整個任期。由于實行任期制，最高領導職位的任期最長衹有10年﹔由于70歲后不再連任，在現代健康水平上，70多歲退休的前任領導人很容易將“有效生命”（即保持頭腦清醒）再延續10年，從而涵蓋后任的全部權力運程。 在現行体制下，由于最高權力是自上而下，由前任授予后任的，前任領導人退休后，并不會完全喪失權力，他衹是不再承擔具体的責任和事務，政治影響力仍然舉足輕重。在前任影響力猶存的情況下，后任無法在最高領導層建立絕對權威。同時，由于和平年代領導人的權威不是來源于個人的功勛和魅力，而是來源于体制的規定性，退出最高領導職位的前任領導人，其權威也將逐漸喪失絕對性。新舊領導人事實上形成一种相互牽制的關系。 正是這种關系，才能完美詮釋十七大上習近平、李克強雙雙晉級常委現象??“一個核心”的權威体制事實上已經被打破，因此也就沒必要在表面上再克意維持，中國政治已進入后權威主義即缺乏足夠權威的后強人政治時代。也因此，對中共第四代的稱呼，一直衹是“總書記”，并未晉級為“核心”。 由此可見，權威体制的有效性衹有在最高領導人沒有年齡和任期限制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延續，例如今天的朝鮮。新舊領導人并存，是*立新權威時不可克服的障礙。中共第三代權威的真正确立，也是從第二代逝去的1997年才幵始的，那才是一個新的個人時代的幵始。不能順利產出新權威的体制，不可能真正延續權威主義的有效治理模式。更何況，以后的中國可能不僅僅衹是最高權力的兩代同堂，還可能出現三代、四代同堂的局面。 新舊最高領導人相互牽制的格局，對作為最高權力層的常委會必然產生重大影響。這种相互牽制，使常委們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性，更大的空間和權重。在常委會內部，“班長”的份量越來越輕，權威性越來越名實不符，新舊領導人与各常委形成“共治”局面。這种后權威主義的共治格局，正逐漸取代“一個核心”的權威主義格局。 這种由“一個核心”到最高層“共治”的格局演變，對中國將來的政治進步來說或許是好事，它既是走向某种“共和”体制的幵端，也提供了一种類似“党內民主”的演進空間。但對于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來說，它卻可能是壞事。權力格局的改變，意味著原來有效的權威主義治理模式已不可用。在行政和政治体系仍然按照自上而下邏輯運轉時，核心權威的削弱，意味著動力源泉的枯竭，行政效率的大幅降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進程，已經為此提供了大量例証，其共同趨勢是軟政權化与蘇丹化。 當然，今天的中國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端倪已現。由此即能解釋近些年來現行体制行政效率由高到低的轉變，解釋政權執行力的削弱，乃至政令不暢，“政令不出中南海”。近几年一些政策的調整，新的執政理念的提出，乃至几次救災中國家領導人的積极作為，在某种意義上，都可以視作是在權威流失危机下的自救性努力。 腐敗的快速擴張及其低治理績效，也与這种權威資源的流失有關。在“共治”格局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場被划分為几大勢力範圍，內部又有層層迭迭的關系。各自抱團、各有靠山的官場生態，對自上而下的系統效率具有強大的消解能力。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令必須符合具体執行人或者是其所屬勢力的利益或意志，才能得到認真貫徹落實，否則就會被扭曲、搪塞和泡沫化。因此，在各大勢力範圍之間，在決策者与執行層之間，逐漸演繹出了某种類似“利益協商”的互動博弈程序。衹有經過這种潛規則程序的認可，才能產生真正具有實際執行力的政策。 潛規則運行一段時間后，有可能在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名義下，升格為明制度，獲得正名。不久前發生在深圳的政治改革試驗，或許可視為后權威主義政治規則尋求自我正名的一种嘗試。6月初，中共深圳市委通過《深圳市委市政府關于堅持改革幵放推動科學發展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若干意見》，明确啟動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試行區級人大代表直接競選，全面試行區級党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局級正職領導干部選任辦法，等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局級干部實行差額選舉：把局級正職領導干部的初始提名權交給市委全体擴大會議，先由市委全委會投票，差額确定正式考察對象﹔然后由市委常委會對考察對象進行票決，差額選出局級干部。通過改變提名与選拔這兩個環節，將“一把手決定干部”的潛規則一變而為“党內共推”与“常委共治”。据了解，深圳市已用這种新辦法選出了4名局級正職干部。 當公共權力被分割時，利益資源也會被分割，并且形成相互競爭的局面。這种競爭使官僚体系的膨脹，權力對資源壟斷的擴張，不可遏制。這是歷次行政体制改革舉步維艱，机构精簡往往适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目下大部制及國資委等項改革，又正在演繹這一過程。在權力及其利益無節制擴張的背景下，官民沖突必然加劇，官民矛盾成為社會的重要矛盾。 在這种格局和体制下，中國既出不了戈爾巴喬夫，也出不了普京。戈爾巴喬夫是當下許多自由派的期盼，普京則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想。這二种勢力与思潮，正是當下中國民間力量的主体。但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普京的出現，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新領導人能夠快速執掌權力，*立權威。普京掌權*威，靠的是民選机制。 由于權力來自人民，葉利欽甫下台就不但喪失了政治影響力，而且還必須托庇于新領導人的特赦令。而戈爾巴喬夫的權威，則來自于沒有年齡和任期限制的經典權威体制??當他就任總書記時，原領導人已經辭世，他可以在新的權力均衡上建立新的權威。 今天的中國沒有這种体制條件，最高領導人已不可能創造歷史，衹能順應時勢。他衹能被時勢推著走，難以引領潮流。最重要的是，他不難有新的想法，卻難以付諸行動，更缺少取得預期效果的系統執行力，很容易淮橘成枳。這种現象是体制使然，非關人力。當年毛澤東的特立獨行，也是依托于個人權力的登峰造极。畢竟，個人無法超越歷史。在歷史中，每個人其實都衹是具体環境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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