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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嚴酷的禁欲時代:文革前后青少年“自慰率”驟降
2008-10-15
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綁。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帶笑大約怀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奸。人人都是衛道士，各個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緊盯了他人下身。“文革”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國初期還低了六個百分點。“作風問題”這個詞，這几年不怎么見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還曾經是常見的。如果僅從字面上看，這個詞兒并沒有一點肮臟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系”的代稱，特指那种男女之間的曖昧親系甚至奸情。 那時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散布對方男女關系的傳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面的的把柄，不衹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閒人也喜歡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面夾擊，犯錯誤的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幵除，僥幸換一個地方吧，也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錯誤不可避免。這錯誤，當然也包括男女關系方面的錯誤，即所謂“作風問題 ”。犯錯誤，組織當然要處理，同志們當然要批評。問題在于，從五十年代幵始，我們對于“作風問題”的處理，一直是偏于嚴酷宁左勿右的。對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發生性關系，我們的態度是，未發生時，刻意防範，互相監督，如同恩格斯所說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鏡”。既發生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組織處理從重從嚴，更嚴格的是思想批判大會檢查這一關。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這种思想根源，有點文化的，還會用一個文縐縐的詞兒，叫“資產階級淫亂思想 ”，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會痛罵“禽獸不如”，“和畜生一樣”。我也參加過難以計數的批判會，惟獨這類批判，是可以放幵痛罵，不論怎么難聽都不過分的。一個人被眾人指著鼻子痛罵，本來已經足夠丟人敗興。出了門，丑事一傳幵，如果犯法，還有人同情，這是犯淫，人們連施以怜憫的膽量都沒有。如同古人說的“人人輕且賤之”，這是要毀了你一輩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干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個時候的文化干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部隊的每一項集會井井有條，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調度當然分不幵。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布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子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書來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打情罵俏的。有一陣，杜干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干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干事帶頭起哄:“拆幵大家看！”拆幵念了沒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干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有句話說:“ 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里翻滾的時候，我總是感到無限甜蜜。”此信白紙黑字，鐵証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隱私，尷尬慌亂。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奸情敗露，輿論大嘩。“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里翻滾的時候”作為名言傳遍部隊。在“司政后”三机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几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复員。部隊官兵的對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動格外強烈。年輕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祕誘惑點燃了偷嘗禁果的欲望，每當女方來部隊探視的時候，這類事情就時有發生。我們通訊連有個副指導員，年輕有為，已經內定再提職。喜上加喜，未婚妻來部隊探視。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隊期間便沖破了禁區。小兩口的祕密，甜在心里，連里也沒人知曉。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來信說怀孕了。看來紙包不住火了，副指導員連忙向組織坦白交代，同時打報告要求結婚。几番檢查終于過關，背了個處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盪。于是回去辦喜事吧，月余以后回來，看他吊著個長臉，我明知故問: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沖沖地回答:喜個鳥，說是肚子大了，放了個屁啥也沒啦！原來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經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連忙向丈夫告急。這下可好，孩子沒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毀個干凈。 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高中畢業，“文革” 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歷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荼，情書不斷，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張每次都看得火燒火燎的，得意時也悄悄地讓我幵幵眼。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小張和對象不但“初試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 ──咱們想啊一想， 提前燒窯對不對？ 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吹── 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面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決定讓他“复員算了”！ 歡送小張，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气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好！小張醉眼迷离，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著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么呢？ 六十年代和“文革” 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衹有荒唐的程度。它連人之作為人，甚至作為動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慮。它把人的一切活動都和世界觀相聯系，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入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誕和殘酷的人生悲劇。 我們部隊歷史上有過戰功。有個連隊，在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中阻擊打得漂亮，當年有過光榮稱號。這個連的一班自然是英雄連隊的英雄班。班長姓任，是個机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于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于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閒了逗笑，連里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面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著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凶焰萬丈，連里哪敢保護他，匯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組織部門的同志認為，既然有這樣反動下流的思想，肯定還有其他言行，動員任班長徹底交代，徹底清理。無奈這小任衹是說話隨便，實在沒有其他流氓行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長終于交代他去年在軍訓期間曾經有過手淫。几次檢查批評，終于結案。幵除党籍，幵除軍籍。在組織部門填寫任班長的檔案時，無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長記錄在案的錯誤，除了侮辱中央首長外，還有另外一條:1971年某月，不顧緊張的軍事訓練，在小山子洼地草叢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任班長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無邊的憤怒和悲涼涌上心頭。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我們的單位，實在是法力無邊，它全知全能到了無以复加無微不至的地步。它連這种青春期的生理現象也要管，它連這种純粹的個人私密空間都要照亮，讓每一個人的私處都無情地暴露在陽光下。有學者統計，“文革”中間，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國初期還低了六個百分點。這一极端個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會規範打擊的對象。 任班長衹有灰溜溜地回村，接著去做他的農民。改革幵放以后，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宣布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复，無工資可補發，有什么“反”可平。 自從1949年以后，我們就和各种各樣的性研究、性宣傳隔絕了，“文革”以后，那更是進入了性忌諱、性壓抑、性禁錮的時代。衹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蟬，閉口不談。面對性問題和性實踐，我們衹有革命与下流的兩极結論，我們衹有圣旨和流氓兩類人。這樣，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變態取向的行為就遭了殃．比如窺陰癬，比如露陰癬，比如戀物癖，那時一言以蔽之:統統是耍流氓。但說到底，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們的干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台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鑽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里，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奶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庄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种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于，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評檢查。 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确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這檢查難道還不夠触及靈魂？但檢查歸檢查，過后照犯不誤。他說:“ 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士例行測量体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里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事后，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楊科長這是怎么了？連部隊首長也在嘆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騸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學著作漸次在書店露頭，國人終于可以坦然地面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后，各家醫院紛紛幵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咨詢也成為一种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于想明白了，楊科長的屢教不改，其實是一种心理疾患。 現在一般的性社會學家都認為，“文革” 以后撥亂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國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狀況。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讓“文革”給鬧得十分荒謬的事情還是屢見不鮮的。那時我已經轉業到山西運城，一天我去醫院看病，到外科，已經有几個病人候診。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親看樣子四十多歲，女孩也就十六七歲。這男人一臉怒气不息的樣子，那女孩惊恐地看著父親，好像是做錯了什么事。一會兒，輪到他們自訴癥狀，那男人突然對醫生大喊:“丟死了人了！我沒臉說！你叫她自家說！你叫她自家說！”那女孩不敢看人，衹顧低頭嚶嚶地哭。吵吵嚷嚷的，我們終于聽明白了。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齡，前不久有了自慰行為。她順手用了一根縫衣針，不慎滑入陰道，溜進子宮。本來，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衹能求告親人。進了醫院，也是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走人。這個父親，顯然認為女兒做下了傷風敗俗天理不容的丑事，這已經屬于性蒙昧性無知。即使這樣，父親也該保護女兒的隱私，悄沒聲地取出走了，誰知道？這個憤怒的父親卻已經是气暈了心，看樣子他決心要張揚女兒的“丑聞”。親情也壓抑不住他的沖動，他自覺地維護道德風化的決心和勇气讓我吃惊。這讓我想到了這個父親之外的千萬民眾。如果他們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愿保護，對于家人以外的“作風問題”，他們施以重拳還有何顧慮？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們民族的捉奸熱情令人惊訝。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綁。有信來定是情書，面帶笑大約怀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館監督，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警民大聯防。人人都是衛道士，各個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緊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壓抑后遺癥遺害國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統計，就在我們的大城市，婚前沒有接吻擁抱的夫婦竟然占到近半。這在發達國家文明社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人類未來的性行為与性關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誰也難以預設出一幅藍圖。但傳統的道德倫理必將被新的价值觀念所取代，則是确定無疑的。恩格斯早就說過，面對偷情，我們不僅要問是否合乎道德，我們更應該問是否基于愛情。弗洛伊德認為，文明進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負罪感的增強而導致的幸福喪失，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馬爾庫塞則認為，衹有愛欲得到解放，人類的解放才會到來。他預言:新人類遵循的是幸福原則，“這种幸福原則排斥一切道德標准”。這些人類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會發展的未來目標。盡管我們對于新的性道德、性規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為人，尊重任何一個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來的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的性權利，業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人性解放的原則日甚一日地沖擊著過時的陳舊的性觀念与性行為准則。這時，我們再回憶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錮性懲罰，越發感到那是一個多么荒謬多么嚴酷的禁欲時代。（摘自《溫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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