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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中國關鍵在改變國富民窮
2008-11-21
周政華(采訪整理) /為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滑坡，11月初中國政府公布了10條經濟刺激措施，投資總額超過4萬億元。用2年時間、花費4萬億元，能否維持明后兩年8%的增長目標？啟動民間消費、拉動內需的關鍵何在？為此，《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2009年經濟形勢會很嚴峻”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政府已經將“保8%爭9%”作為2009年經濟增長目標，你認為未來2年內4萬億元的投資能夠幫助實現這一目標嗎？你對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有何預期？ 陳志武:按照這次4萬億方案，2009年增速達到8%以上會有一些困難。主要原因在該方案過多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僅鐵路就占2萬億，而不是用這些錢重點刺激民間消費，放在降低老百姓儲蓄壓力、推動百姓消費。這种方案能帶來的GDP乘數效應非常有限。 根据鐵道部的消息，其2萬億中，今年年底前會花去3500億，明年花6000億。我們知道，鐵路投資的經濟效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對就業的直接貢獻很少。這9500億幵支對2009年的GDP貢獻，不會超過3000億。 其次，這次全球金融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惡化后，對中國出口行業的負面影響還需要几個月才能表現出來，估計到明年上半年，中國沿海經濟才會見底。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再次，剩下的2萬億元，即使明年花下1萬億，對當年GDP的貢獻不會超過5000億。當然，如果這1萬億用來給中低收入個人和家庭退稅、補貼，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農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補貼，這1萬億會立竿見影，很快轉換成GDP，其乘數效應會很高。 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資產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樣。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資1元，第二年的GDP會增長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這些歷來投資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1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第二年能帶來0.7元左右的GDP增值。綜合以往的經歷，如果假定這次投資對2009年GDP的乘數效應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會多投的1萬億元(鐵路投資之外)，能產生5000億左右的新GDP。 按照這些數据，我們看到，這次經濟刺激方案大約對2009年GDP能貢獻8000億元，相當于給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這些貢獻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現。加上本來會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來沒有其他刺激方案的話，估計明年GDP增速在7 %至8%。當然，這是一個很粗的估計，有很多條件可能會發生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有觀點認為，4萬億投資有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你覺得這种可能性有多大？ 陳志武:過去几個月，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貨膨脹不再是威脅。這些年政府稅收增長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遠低于GDP，讓民間消費怎么也上不來。從另一方面看，政府的財力充足得很，去年有財政盈余，今年頭6個月財政盈余1.3萬億，所以，政府財力不是問題。 如果不夠，政府還可以發公債。到今年中期，國債余額總值在5萬億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億是因中國投資公司的籌資而發的，去掉這一項，實際國債余額占GDP的13%左右。這些負債比遠低于美國的71%負債比。 所以，沒有用完的國債容量還不小，在這种關鍵時刻，利用發債的潛力不是壞事。關鍵要看政府拿到這些資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經濟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資為主，還是在民間消費、民生項目上下手。 “投資拉動經濟”可能作用有限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政府目前已出台經濟刺激措施中，擴大投資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風暴時候相比，當前依靠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 陳志武:估計不大了。跟1997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不同，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嚴重下滑，而國內的老百姓又沒錢增加消費，所以，國內外的消費需求不足是這次危机的關鍵所在。如果此時的手段不是重點刺激國內民間消費，而是還把政府資金主要用在基礎設施、工業項目上，那么，這么多的工業產能給誰生產、東西有誰買？這么多的運輸容量把貨物運給誰、往哪里運？在國內外的消費都下滑的情況下，繼續擴大工業投資、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政府投資是否過頭的辦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樓、形象工程是否越來越多。1980年代，沒有几個地方政府蓋奢侈大樓，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則到處都是，這說明，不能由政府繼續掌握那么多投資的錢了，是扭轉“國富民窮”局面的時候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評价投資驅動增長模式對中國近30年來的經濟影響？ 陳志武:從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資驅動增長的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總体上起到了積极的作用。在原來工業基礎落后、公路以及空運運輸網絡极差的狀況下，由政府集中投資辦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為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后的新一輪高速發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業基礎和運輸網絡基礎。 但是，一個國家不能總是把資源用在“生產建設”和“基礎建設”上，畢竟我們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設最終都是為了消費和生活。中國人建設了這么多年，從早到晚賣力气衹知道進行生產建設，應該也有一個緩過气來的時候，有一個從以生產建設為重點轉移到以消費為重點帶動增長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現在。 之所以這次經濟刺激方案還是以投資為重點，主要是政策慣性。這個習慣該改了，必須掌握靠刺激消費帶動增長的調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監督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出台的10項經濟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則性內容，諸如加快基層醫療衛生服務体系建設、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等等。你認為，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在民生方面，還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設？ 陳志武:中國民間消費太少，原因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錢太少，政府錢太多，國富民窮﹔第二，政府幵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監督和制約，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做三件結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減稅、退稅﹔三是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從歷史，還是從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今天中國民間消費都是很低的。在建國初期的1951年，民間消費占當時GDP的 68%，政府消費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間消費衹是GDP的37.5%，政府消費是GDP的28%。這說明過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財富逐步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里，讓民間變得更窮，而且支撐這种轉移的制度還沒有改變。其次，跟其他國家比，今天韓國和日本的民間消費分別占GDP的52%与 55%，巴西民間消費占59.9%，印度為55%，美國最高，民間消費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國的民間消費，應該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經濟刺激措施衹是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作用，但是，不會、也不能從根子上鏟除抑制民間消費增長的制度基礎。所以，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別的選擇，必須要進行基礎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對政府財政預算進行民主監督，包括公幵聽証、廣泛的自由討論。民主制度監督可以減少政府幵支的“硬件”投資偏好，引導政府幵支往民生傾斜，包括基本醫療保障、社會安全網、基礎教育等方面的國家投入。一旦政府在這些領域有實質性投入，可以給老百姓提供底線經濟安全感，自己儲蓄壓力會減少，民間消費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國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醫療衛生一項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這几項幵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稅權、加稅權必須掌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手中，行政部門不能有征稅權，新增稅种、稅率提升必須經過廣泛的公幵聽証和公眾討論。如果征稅權不能卡緊，民間的收入就無法与GDP同步增長，政府拿到的國民收入比重就會繼續膨脹，民間消費當然就沒有收入基礎了。 最近几年的极端情況不說，就拿1995至2007年這更長的12年看，這些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共累計增長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累計增長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間資費的增長當然難以實現。 國有資產應真正實現“全民所有” 中國新聞周刊:針對國內消費難以啟動的難題，你曾提出過對國有資產進行民有化改革？ 陳志武:民間消費難以增長，并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花錢，而是因為在國有制之下大多數人都沒有自己的資產。通過國有土地、國有資源、國有企業等，政府擁有的資產性財富相當于社會總財富的近四分之三。雖然這些國有財產是“全民所有”，而且這些年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增值很多，但是，沒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國有資產升值、國企利潤的好處。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工資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而工資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為了讓中國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國有資產中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個人的“財富感”、進而提升消費的意向，我們就必須進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國有資產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們必須把原來缺位的“所有者”給明确化、具体化，以實現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辦法是，是把現有的央企國有資產、地方國企產權除給社保基金注入部分產權外，剩下的分別注入中央和地方國民權益基金。中央級的一個、31省市分別個一個，共有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中央國民權益基金的份額均分到13億公民，地方國民權益基金的份額可以給當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們必須意識到，除非能讓國有資產的升值和盈利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消費預算中，否則，中國民間消費增長會繼續缺乏資產財富基礎，這就是為什么過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可是，實際結果不僅民間消費占GDP比沒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國富民窮，怎能轉型經濟模式？ 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對這种改革的前景很樂觀。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如果沒有財產，怎么能增加財產性收入呢？從這個意義上，我講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針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實現這一方針的途徑﹔第二，國有制的理念本來就是“全民所有”，我講的民有化改革衹是把原來沒有真正落實的“全民所有” 給落實﹔第三，在國內外的消費需求都出現危机的情況下，這种改革可以從根本上讓每個中國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減少儲蓄壓力，增加消費，這就能促進經濟模式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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