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紅（資料圖）
德國之聲：何清漣在接受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的德國記者采訪和阿波羅網采訪時都提到2005年一度應邀為德國之聲中文部撰寫文章的事情，作為當時負責与何約稿的聯系人，能不能介紹一下當時与她合作的原因以及一幵始關于合作形式的約定？
張丹紅：2005年春天，德國之聲中文部決定密切与持批評態度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聯系，并邀請他們參与我們的節目。何清漣是其中的一位。當時我已經是中文部的副主任，所以我是參与這項決定的，而不是說馮海音主任做出決定，我不得不執行。何清漣發給我們的文章是專欄形式的，有關中國的評論。几個月之后，具体時間我記不得了，應當是2005年秋天，何清漣在采訪中說2005年8月，也有可能，有一次德國之聲廣播部的主編來參加亞洲部會議，我替馮海音參加會議，并介紹中文節目的內容，碰巧那一天有一篇何清漣的評論，總編說電台有一條規定，評論一般是我們自己寫，不用非本台人員的。這個規定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我衹好給何清漣寫了個郵件，說明情況，并提議她可以為我們寫報導。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有一些通訊員，他們報導當地發生的与中國相關的事件。我對何清漣一直很尊敬，不可能以居高臨下的口气說，衹有主任級別才有資格寫評論。我不理解她為什么說后來与我的合作有些不順，又說知道我這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借口。我衹是將真實情況告訴她，希望改變合作方式，但沒有終止合作的意思。
何清漣認為后來雙方中斷合作的真正原因是，德國之聲顧及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官員的意愿，停止与她的合作，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張丹紅：這完全是謊言。我通知何清漣不能寫評論最遲是2005年秋，何清漣甚至認為更早，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對我們的指責是2006年11月，中間相隔一年多的時間，而且是我給何清漣寫郵件在先。這樣顛倒時間上的順序如果不是有意的，那么在接受采訪時以自己的推測為依据，最起碼也可以說是不嚴肅﹔如果是有意而為，那簡直就是無恥了。盡管我到現在還不愿相信何清漣是故意歪曲事實。可悲的是'法蘭克福匯報'這樣一家具有良好信譽的報紙刊登這樣一篇有傾向性的、基于'聽說'和'猜測'的采訪，而不向當事的另一方 - 德國之聲了解情況。說到國務院新聞辦，我想再說明一下背景：2006年11月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訪問中國（何清漣在采訪中說2006年3月左右她就得到可靠消息，說德國之聲負責人訪問中國，与國務院新聞辦官員談話，她這种与事實相差如此之大的描述不禁使人對她針對德國之聲的整体指責產生疑問），与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一位副主任談德國之聲衛星電視信號落地事宜，并問及為什么我們的網頁被封。那位中國官員說我們的報導片面，并以何清漣為例，說她在美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的情況已不了解。貝特曼則闡述了我們新聞工作的原則予以反駁。順帶提一句，德國之聲電視落地的事情談了几年，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如果我們是為共產党做宣傳的，為什么中國官方不痛痛快快答應我們的要求呢？這也說明，我們并沒有因為市場的誘惑而放棄自己的原則，而何清漣將包括德國之聲在內的外國媒体比喻為驢子，在'中國市場龐大'這把青草面前難免動心。我想讀者自有公論。
何清漣在采訪中還說，今年10月7日，德國之聲中文部馮海音給她寫信，請她寫評論，評中國農村土地改革。是這樣嗎？
張丹紅：10月7日正是針對德國之聲的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當時沒有上班。后來我詢問了馮海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說是為准備'六四'二十周年，想請一系列异議人士寫回顧文章。他說絕沒有提評論一詞，因為他知道台里的規定，而且他認為這個規定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印象中何清漣也做過記者工作，怎么對新聞工作的几种形式她總是混淆呢？2005年我請她改寫報導，她在接受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的采訪時說，我要求她寫關于中國的新聞，我想即使我是在找借口，也會想出更高明一些的托辭，她在美國，我怎么會請她寫中國的新聞呢？現在她又說馮海音請她寫評論，這讓我感到不解。
何清漣与德國之聲之間的合作關系到底是什么時候結束的呢？
張丹紅：我2005年通知何清漣不能再寫評論之后，記憶中她沒有怎么提出過寫什么報導的建議。現在從她對'法蘭克福匯報'的披露中，我才知道她向來是專欄作家，對寫采訪報導有些不屑一顧的意思。不過，我們間或采訪過她。我們到德國之聲的財務處查了一下，最后一次付給她采訪費是2007年1月。可見我們也沒有因為中國官員的批評就終止了与她的合作。而她的先生程曉農現在仍然是我們經常采訪的對象。如果說我們早已被紅色滲透，而且已經臭名昭著，用何清漣自己的話說德國之聲的再度邀請'明顯帶有利用异議人士為德國之聲信譽背書的嫌疑'，實在是對她人格的侮辱，那么她為什么不勸勸自己的先生不要再接受我們的' 侮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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