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行為方式30年變遷 人不再是法律專政對象
2008-12-28
傳統文化抹殺、拒絕承認人的個性、主体性，中國社會的禮治秩序就是這樣一种秩序，“它以人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為基礎，把強制性規範(尊卑名分)灌注入這种關系中，從而确定在人倫關系中處于不同位置的個体的責任与義務”。禮治秩序的根本性質，必然是一种取消個性、主体性、否認個人獨立利益的東方秩序。個人衹能按照一定名分給他的責任義務行事。禮治秩序塑造的是“木偶”而非法律上的“人”。我們說現代化首先應當是人的現代化，缺少人的現代化，法制現代化等于零，而法制現代化反過來又可以促進人的現代化。法律的產生本來是為鎮壓奴隸的反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在中國傳統社會“法即刑 ”。但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法律本身也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人已不再是法律專政的“對象”，法漸漸地成為大家的“工具”，成為每個人的武器与“保護傘”，隨著權利意識的深入以及法律對于權利的保護与對權力的限制，個人從家族、集体、社會等組織中得到解放，個人的權利意識增強，個人成為單獨的活動主体或者社會的主体單位而存在。 法律已經使中國人的情感与認知由感性向理性轉變 有行為必有結果，有承諾即可能意味著責任，古人所說的言必行、行必果，已經賦予了法律上的意義。 由于責任与行為的伴隨已經成為法律上的公式，使得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在事前就要“三思而后行”，必須充分考慮到一個具体的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即法律上的權利、法律上的義務与法律責任，否則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當然，法治社會要求人們把法律規定內化為自己的行為准則，以實現使個人与社會的相互和諧、協調。法律的威嚴与法律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已經使人變得理性，目前存在的文學的“沉淪”与法律的勃興的現象，正好說明了人們意識中感性的“飽和”与理性的渴求。 對哥兒們義气進行了規範，傳統人倫關系已經重塑 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進步往往表現為對傳統道德觀念与行為方式的突破，法治的深入已經對傳統的道德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法律對傳統道德觀念、人倫關系与行為方式進行了更新。再“鐵”的哥們，其相互行為仍然受到法律的平等對待，這就要求朋友之間做事也要求符合法律的精神。 它要求：首先，信任不能盲從。有法律行為就應有相應的法律手續，做生意有必要訂立書面合同、借錢要有借据等等，而非一說了事，僅憑相互的“友誼”与“信任”為保証﹔其次，友誼不能背离法律。幫助其進行法律行為時，要對其實力進行充分、全面的了解甚至考察，而非意气用事，表現為在為朋友進行擔保時，不能“ 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因此，朋友關系同樣也已經法律化，“友誼”進入法律視野，法治的精神將導致對實踐中朋友關系的運行進行重新的規範与調整。 人格尊嚴、隱私、商業祕密等不受侵犯 人格尊嚴是現代民法的基礎，民法的要義在于對“人”的塑造与培育，使人不僅僅具有人的軀殼，而且具有人的精神，即具有人的權利与人的尊嚴，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因此，“人格”是法律，特別是民法對“人”的塑造的重心，其最終目標就是建立個人權利与國家權力相平衡的机制，實現權利与權力之間的積极的平衡狀態，使得個人得以与社會、國家相協調。 對印章、印鑑以及個人的簽字的法律意識已經強化 現實法律已經告訴人們，印章、簽字具有特別的法律意思，在許多情況下印章或者簽字代表著合同的成立与擔保的有效等等，“一剎那”的簽字与蓋章行為可能會伴隨著漫長的訴訟。特別是簽名時，必須明确知道自己的身份并寫清楚自己的身份。如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在向別人借錢時，對方往往要求你本人也作為在場人或者証明人簽字予以証明。但實踐中常常出現該簽字者直接“爽快地”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了借款人的下方，而沒有其它說明，使得該借款行為從形式上看出現了兩個借款人。這樣，一旦真正的借款人不還錢或者無法償還時，自己就成為共同借款人而被對方起訴，在自己這一方缺乏相應証据的情況下，必須由您來承擔償還的義務。 同樣，別人的名字或者名稱也不是隨便可以使用的，因為，無論是單位名稱抑或個人名字，都代表著一定的權利，即姓名權、名稱權，他們是某個具体的法律關系的主体，一旦侵犯就要產生法律上的后果。 房產証与身份証的使用与管理意識得到強化 我們不僅僅生活在數字時代，我們還生活在“權利憑証”的時代。計划經濟也有大量的憑証，那時的憑証往往是一次性消費，而且，財產一般比較小，不同于現在大宗的房屋与土地等等，現在的權利基本已經全部“紙”化或者說“証件”化，一部手机是誰的，不是看誰擁有，而是看號碼在電信局登記誰的名字。因此，身份証必須妥善保管﹔同樣，一座房子是不是屬于您，關鍵不是聽您說，不是看誰住，當然也不是看誰出資，在法律上代表權利的唯一憑証就是房產証。 現代社會的复雜性，使得人与人交往已經不再“隨便”，人際交往又有了新的“分寸感” 隱私權、商業祕密等作為權利予以保護，法律賦予了個人与企業的“私有領空”，國家權力不予以任何干涉，個人享有完全的、充分的權利与自由，這是法律對“ 人的權利”的尊重与保護，是國家對每個人的特性与個人祕密尊重与保護，同時這一制度也拓寬了個人的生存範圍，個人自由的空間也更加寬廣了。 在傳統的文化結构中，人們并不注意對這一領域的保護，諸如通訊自由、通訊祕密等個人隱私權利經常受到侵犯，如家長可以隨便私自幵拆子女的信箋等。 同樣，以往的中國社會法律強調國家利益，而不承認個人祕密，法律不僅僅要管行為，還要管“思想”。法律的發展使個人獲得了個人發展的空間，隱私權利得到法律的重視与保護。 因此說“親密無間”衹是文學意義上的一种表達，而不是法律詞匯与目的，事實上，法律已經將其無情地“淘汰出局”，法律的要求為：“親密有間”。 律師進入“尋常百姓”家，法律成為消費品，“消費法律”成為社會進步的標志 聘請律師進行訴訟在中國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在平常的法律事務中，中國人將最終習慣使用法治社會里流行的口頭禪“請找我的私人律師”，訴訟文化的建設与發達已經產生了法律產品，如已經出台的法袍、法錘、以及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啟用的律師袍等等。 總之，社會的發展必然產生新的行為模式，法律權利的擁有与權利的“紙”化以及簽字的法律意義等也必將促進社會意識的變化与行為方式的變遷，法制社會使中國人產生了新的“規矩”与行為模式，同時也使自己完成成為“新人”的過程。 法律的發展使得中國人具有了寬廣的胸怀，表現為中國法律擁有了世界情怀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法律与世界法律有了“融合”，比如我國法律對權利主体權利的保護範圍已經不局限于本國的公民，而包括外國人、無國籍人，如果說我國1987年制定的《民法通則》中的權利保護主体仍然規定為公民的話，那么，1999年10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條已經清楚地寫明：“本法所稱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中國法律的世界情怀最突出地表現在加入WTO后，我國的法律，特別是經貿方面的法律、法規与世界的接軌以及我國的立法對世界法律的借鑑，當然，這种融合并不是一方“吞并”或者“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保持兩者獨立性基礎上的統一，即“對立統一”。 總之，現代化并不是遙遙無期的虛幻，也不是沉重得成為普通百姓無法涉及的話題，它是實實在在的變化与實實在在的趨勢。也許有些變化非常細小甚至非常微弱，但它包含了巨大的信息。我們不能忽視它，對于現實法制對中國人的塑造是优還是劣，這衹能由時間与實踐來檢驗，但人的社會化与現代化卻是永遠的課題与不可阻擋的趨勢。 (作者石文龍系上海師範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  | | | 檔案 |
新聞165 | 影像 | 網站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