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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必須進行社會改革攻堅戰
2009-01-07
聯合早報/本世紀初以來，在“以人為本”的親民政策构架中，中國領導層逐漸把社會改革擺在了改革的頭等議程。社會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會制度。這場改革的意義并不亞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經濟改革。在很多方面，社會改革遠較經濟改革困難。對這場改革的意義，人們可以至少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解決經改的負面后果 首先，社會改革是為了應付和解決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在前三十年，經濟主義可以說是中國發展的主題，經濟發展就是一切。中國在短短時間里，創造了世界經濟史奇跡。此前，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里能夠幫助數以億計的人民脫离貧困狀態，能夠幫助這樣大規模的社會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經濟主義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各級政府GDP主義盛行，非經濟方面的發展大多被大大忽視，導致環保惡化，資源大量浪費，貧富差异擴大和社會分化嚴重。這些由經濟發展導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員的大面積的深度腐敗，反映到社會層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來越低，群体事件越來越頻繁，多數表現在各級政府和社會的對立。 很顯然，經濟主義的后果不加以糾正，經濟發展就不可持續。這一點毋需再多說。這些年來中共領導層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對這种單向面發展反思的產物。而社會改革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主題。 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基 其次，社會改革要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定新的制度基礎。前面三十年的經濟增長總体上來說來源于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但迄今，經濟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經很難深入下去，說明過去的增長模式已達到了頂點。進行社會改革和建設社會制度的目標是推動中國從一個非消費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 筆者已經多次論述消費型社會是中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很簡單，經濟增長有兩大來源，即投資和消費，而投資的最終目的也是消費。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個外向型經濟。增長來自投資，但投資是為外部市場服務，主要是西方市場，或者說中國的經濟体基本上是為外國人服務的。這就是中國制造、西方消費的模式。 隨著全球經濟危机的發生，來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國這种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中國要向消費社會轉型，就必須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費社會發展的社會制度，例如醫療保險、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等。沒有這樣一套制度，沒有可能出現消費社會。 金融危机也說明了，不僅中國增長模式已經缺失新增長動力，更表明這种模式下發展出來的經濟体的脆弱性。人們一般認為中國是個大陸型經濟体，就是說中國對外來危机應當具有很強的抵御能力。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中國大陸型經濟体的优勢根本体現不出來，西方一發生危机，馬上就會影響到中國。就是說，中國的經濟体盡管從量上說非常龐大，但也非常脆弱，沒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建設成大陸型經濟体。中國衹有沿海一帶通過和西方市場的整合發展起來了，成為經濟增長源，而中部和西部沒有發展起來﹔城市發展起來了，而鄉村沒有發展起來。內陸和農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不夠。要發展，就必須把眼光從國外市場轉向國內市場。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減少區域間和社會群体間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進發展的同時鼓勵消費。 為未來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備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改革要為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備。中國的改革進程大致可以分為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三個階段。 從改革幵放幵始到本世紀初，一直是以經濟改革為主。本世紀初以來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來，社會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應當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隨后。民主制度的有效運作不僅需要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諸多基本國家制度成為其基礎結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得好的國家，民主化過程比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夠有效運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國家制度的情況下，如果發生民主化，就會出現無政府狀態、社會不穩定和政治的惡斗。現在，亞洲很多國家所經歷的民主危机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國家經濟制度。但社會制度則遠遠沒有建立。如果基本國家制度中缺失了社會制度這一塊的情況下，發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現動亂頻繁發生的政治局面。 這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改革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醫療衛生改革已經爭論了很多年，但還是沒有一個讓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會保障制度有了一些進展，但遠离社會的客觀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個好的方向。環保惡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盡管國家稅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會分化繼續惡化。另一方面，社會群体事件的頻繁發生，加上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表明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還會遽然增加。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設已經刻不容緩。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這些問題上爭論不休。在很多領域，一會兒集權，一會兒分權。盡管誰都說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決不了誰來改革的問題。這背后無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各國社會制度改革都是攻堅戰 在任何國家，社會改革和建立社會制度都是一場攻堅戰。在當今發達國家，社會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滿暴力的工人階級運動，甚至革命聯系在一起的。不難看到，從原始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轉型到現代福利型資本主義并非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社會改革的結果。一些國家的政治精英能夠實行“鐵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進行自覺的改革﹔但另一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則受制于既得利益，沒有能力進行改革，讓暴力式社會運動和革命發生。 有一點很明确，到現在為止，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場運作和社會穩定的制度基礎。 中國的社會改革如果繼續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設想。如上面所說，不僅應付不了已經出現的由單向面經濟發展所導致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且經濟增長沒有新的和持續的動力。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可能會提前到來。改革幵放已經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一支比較獨立的隊伍。而農民工（工人階級的變种）則更為獨立。不管有關部門的鎮壓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國性的工人階級運動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運動，鎮壓功能很難行使。同時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的事實表明國際力量很容易找到影響中國內部發展的途徑和方式。多种力量結合在一起，釋放出來的能量誰也阻擋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個進行社會改革和建立社會制度的好机會。但現在看來，在這方面，有關方面并沒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經濟的舉措，其重點還是在原來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模式上。例如外貿，還是想通過各种途徑來促進外貿。但誰都知道，這种方式已經無效。大量的資金因為背后存在著龐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礎設施的投資。中央政府盡管也強調了民生經濟，但因為其背后沒有“既得利益”，資金很難流向民生經濟。 要進行社會改革和建立社會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堅定的政治信心，更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會制度屬于基本國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說中央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可以把責任推給各級地方政府。實際上，中央政府已經集中了足夠的財力，現在也是時候把社會改革這份責任集中起來了。基本社會制度的确立既是執政党長期執政的社會基礎，更是國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礎。這一關必須闖過去﹔否則，不僅中國社會會變得越來越難以治理，國家難以長治久安，執政党的執政危机隨時都會發生。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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