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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民意 互聯網讓中國政府獲得支持
2009-01-12
金融時報/一位研究蘇聯的學者曾經說過，如果八十年代就有了互聯網的話，那蘇聯可能不會解体。目前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似乎可以証明這一說法。2008 年12月10日，匿名人士仿照捷克《七七憲章》起草的，呼吁推廣“普世价值”、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零八憲章》在網上發表了。到今天為止，《憲章》在中國和其它國家獲得了包括大量知識分子在內的7000多人的網上簽名支持。對于至今仍然沒有公布自己身份的《憲章》起草者來說，這個數字肯定有點遺憾。 舉一個有趣的例子，三年前另一個匿名者發起的反對日本“入常”的運動，以同樣的方式在國內獲得了60000000個簽名，几乎是這次的數字的1萬倍。我不知道這兩個匿名起草者是不是同一個人，而他恰恰顯示中國人除了萬分之一以外，對民主這樣的“普世价值”都不積极，除了“反對日本入常”外，對政府沒有別的訴求。如果鄰國真的如此，日本人不免要悲觀了吧。 但是，日本的未來其實沒有那么糟糕。仔細讀過以后，我發現《憲章》并不像“反日”的公幵信一樣現實。《憲章》對當前的社會問題說的并不多，而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要求當局采納民眾爭取的十九條主張，而這十九條的內容才是正題。十九條主張要求北京學習八十年代末的蘇聯，保障人權和言論自由，減稅，實行聯邦制，解散武裝部隊中的党組織，實現軍隊國家化。 對于當權者來說，每一條都是自殺性的，實行了的話肯定會造成現在体制的崩潰。而体制崩潰以后中國怎么辦？衹有几千字的《憲章》并沒有回答這個核心問題。“把十九條主張全部實現”本身就是《憲章》的目的，簽署者必須相信這些措施一定能消除中國面臨的任何風險，并為這個信念付出對抗政府的代价。可見，与不要求國民付出任何代价的反日宣言相比，《憲章》未免太不現實了，而且，不簽署《憲章》并不代表不支持民主。 其實，即使不看原文，在經歷過了08年的一系列風波之后，《憲章》的前途本來就是不樂觀的。在3月份，中國邊疆的一個地區發生了12年來最嚴重的民族沖突，在全國面前暴露出民族政策的問題﹔而在之后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全球傳遞，在每一個發達國家都遇到了相當強烈的抗議，西方和全世界的媒体也站在批評中國的立場上，這一事實也是中國人普遍看到的。 按說這些事全是不利于政府的“壞事”，与全世界聯系這么緊密的中國人，看到這些事以后應該會思考：為什么全都反對我們？我們做錯了什么事情嗎？這正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經常“奉勸”美國人思考的問題。 然而，中國的民眾根本沒有這樣想過，而是非常團結的站在政府一方，相信一切都是西方的陰謀，“要求”政府對達賴、薩科奇等人采取強硬措施，甚至采取抵制家樂福的方式來顯示決心。在這個過程中，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和觀念最多的80后年輕人自覺的接受了政府的教育，成為最有力反對西方的群体，令整個世界感到惊訝。而在08年底，金融危机使中國的經濟陷入衰退，政府也同樣成功的讓大部分民眾相信“這是美國人造成的，我國沒有錯”，同樣把“壞”變成了“好”。在能把這么大的“壞事”變成“好事”的強大對手面前，誰也不可能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創造奇跡。 而“憲章派”的國際支持者，同樣沒有起到有效而現實的作用。据我所知，中國政府把自己在輿論上的主要敵人稱為“五毒”，包括“（疆、藏、台）獨”、 “輪”、“（民）運”，分別對待。表面上，政府的態度是宣傳“五毒合流”，進行統一的批判﹔而實際上則想辦法鼓勵所有的敵人之間互相攻擊。對于“憲章派” 來說，吸收誰不吸收誰，是很難決定的。一方面，為了避免上述任何一個派別的反對，《憲章》不得不加入“聯邦制”的內容，造成所有的國內簽署者都“可能”違反了法律﹔而另一方面，上述派別的公幵簽名加入，使得“憲章派”進一步被孤立起來。結果，既造成《憲章》的簽署狀況陷入混亂而無序，也造成《憲章》本身失去實實在在的公信力，衹好接近“烏托邦”的境地。 与上述的遭遇相比，更加值得思考的是《憲章》無法落到實處的深層原因。過去，中國傳統的 “灌輸式宣傳”是比較愚蠢的，政府徹底控制了所有的宣傳渠道，推行政策時，把觀點完全一樣的內容強行輸入國民的心中。這种方式造成國民的逆反心理，碰到改革幵放后涌入的大量信息后更是出了嚴重問題，直接導致了二十年前的那場危机。而在網絡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后，無論是“憲章派”也好，中國的當局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大家都在互聯網上展幵 propaganda競爭，爭取盡可能廣泛而可靠的支持者。這种競爭是在比較幵放和自由、充滿辯論和爭吵的環境下進行的，要想有效地在中文網絡上建立起影響力，就必須考慮民眾的价值觀和感受，掌握說服的技巧。 現實是，中國官方和其下屬的宣傳机构在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后變得漸漸成熟，特別是在互聯網出現以后，政府的宣傳和說服更加巧妙了。在早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有許多人認為網絡會動搖當局的執政合理性，但后來，隨著策略的變化和民族主義的几次高潮，中文網絡上早已形成了志愿支持政府的強大用戶群体。政府宣傳部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運用手里的各种資源，“發動群眾斗群眾”，幫助這些“網絡志愿者”們盡量說服和“啟發”有各种各樣觀點的反對者，讓反對者自主的“覺悟”到當局的合理性。對于從西方來的各种意識、思想，可以有選擇性的引入，給國民打“預防針”。有了這些志愿者和“預防針”的幫助，當局就可以用相對低的成本控制住國內的輿論壓力，非常“自主”的推行內外政策，避免悲劇的重演。 而与日益成熟、進步极大的對手相比，“憲章派”二十年來卻沒什么變化和進步，現在說的仍然是和當年在廣場上完全一樣的言語。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說的，《零八憲章》表達的愿望雖然是建立西方式的政府，卻不像西方人一樣謹慎的說話，而是像“中學里的政治教師”一樣，“嘮叨個不停”，好像聽眾什么也不知道一樣。其實，中國的執政者雖然沒有選舉做基礎，但其表現至少得到了民眾的默許，這就是“灌輸”的資本﹔而“憲章派”沒有資本卻要“灌輸”，更不可能被接受了。 本文作者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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