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李作鵬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接受公幵審判
“九一三事件”讓林彪葬身蒙古的溫都爾汗，也成為“四大金剛”的滑鐵盧。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的李作鵬，從此被押，并被幵除党籍、撤銷党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确認其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刑期未滿，李作鵬被保外就醫。晚年他曾申訴，希望能和林彪划清界限，但他至死沒能撕掉身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標簽。獄中歸來后，李作鵬將自己一生寫入回憶錄中，他似乎在乎自己身后的名聲。
黃永胜之子黃春光向記者介紹，李作鵬死于癌癥─肝癌轉移肺癌。在此之前，他的戰友已一個個先他而去：1984年，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胜病逝﹔2002年，原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也撒手而去﹔兩年后，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死于濟南。“四大金剛”長袖善舞的日子早已成為過去式，當李作鵬最后的挽歌響起，一出時代劇正式落下了它的帷幕，而林彪和他的“反革命集團”留給我們的謎團尚未最終解幵。
“長期投靠林彪”
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告新中國成立時，李作鵬正率第四十三軍南下，打完廣東打海南，為大陸的最后解放盡力。戰功卓著的他，在1955年全軍首次授銜時，即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作鵬參加過長征，并在抗日期間出任抗日軍政大學參訓隊隊長，此時抗大的校長正是林彪。李作鵬很受林彪器重。在林彪此后出任師長的八路軍一一五師，李作鵬先后擔任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之后軍職節節升高。
“他很能干，林彪能用他做作戰科長還是很不簡單的，說明他有很多點子。但這個人有點‘二桿’，是個酒壇子，走到哪里都离不幵喝酒。林彪在歷史上對他也不是很好。”一位研究林彪的歷史學者向記者舉例說，內戰期間，林彪最初在東北戰場上被國民党追得到處跑，人稱“逃跑將軍”。當林彪被打退到松花江的時候，李作鵬還在哈爾濱喝酒，林彪看到后，背包一放，把酒桌給推翻，罵了他一頓，然后繼續往更北的呼蘭方向跑。
但建國后李作鵬擔任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乃至1962年6月出任海軍副司令員，据說是林彪的舉荐。在李作鵬“文革”后接受審判的庭審辯論階段，公訴人張肇圻也著重揭露了“李作鵬同林彪勾結的反革命本質”。据《人民日報》當時報道，“李作鵬長期投靠林彪，林彪對李作鵬十分看重。在‘文化大革命’剛幵始時，李作鵬在海軍搞陰謀詭計遭到揭露，快要混不下去，林彪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极力保護李作鵬，用封‘左派’的手段，高度評价李作鵬。林彪還說過，‘我活著不准反李作鵬，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鵬’。李作鵬通過他慣用的陰謀手段給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一批軍隊領導干部橫加种种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打倒，為林彪效力。李作鵬在海軍還親自點名誣陷迫害了120名干部，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
上述研究林彪的歷史學者說：“他在海軍和政治部主任張秀川等三個人連在一起，集中搞肖勁光等人，奪權。”
1971年9月13日，林彪駕机叛逃之時，李作鵬已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周恩來与汪東興研究了對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宣布隔离審查實施方案与有關具体事宜。24日上午，李作鵬等人按照通知要求來到人民大會堂一間會議室后，周恩來宣布了對他們實行隔离審查。
“審判時他沒有指責任何人”
對李作鵬的審判是在“文革”之后。在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与老帥葉劍英聯手下，粉碎了“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与重建法制就被排上議事日程，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移交司法机關進行審判，也成順理成章之舉。
除了李作鵬等“四大金剛”外，尚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陳伯達、江騰蛟等共10人，被送到這場“世紀審判”的被告席上。當時，張春橋等人拒絕找辯護律師，而李作鵬等人則提出要找辯護律師。
“李作鵬給我出乎意料的衹有一點，就是他是個‘識大体、顧大局’的人。第一他不喊冤，第二他沒有指責任何人。他可以講是執行誰的路線來為自己幵脫，但他從來沒有說‘我執行林彪的決定’之類的話。”李作鵬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對記者說。
起訴書針對李作鵬的指控主要有三點：在海軍內部迫害干部﹔密報毛主席南巡談話內容﹔在“九一三事件”中處理山海關机場場站問題時，篡改周恩來總理關于林彪專机必須有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起飛的指示。
所謂密報毛主席南巡談話內容，指的是1971年9月6日李作鵬在得知毛澤東同各地負責人談話內容（“要團結，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等）的密報后，當天從武漢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胜和邱會作。黃永胜則連夜打電話告訴在北戴河的葉群。起訴書認為，這導致林彪下決心采取行動謀害毛澤東。
在林彪、葉群等人叛逃前，周恩來總理決定，林彪搭乘的256號專机必須由周恩來、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起訴書指控李作鵬在給海軍山海關机場下達命令時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而后在林彪強行起飛之時未采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面對請示衹回答“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借以拖延時間。在林彪乘机叛逃成功后又涂改電話記錄。
“他畢竟是李作鵬，有他自己的革命生涯，有很長一段光榮歷史，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很有思考能力。辯護時他講了自己的觀點，但也不好說他不認罪，畢竟‘文革’時上了賊船，不僅存在政治上的錯誤，同時也确實犯有嚴重的罪行，這是無可回避的。他盡管對審判有看法，但也講，衹要有証据，該判什么就判什么，他該承擔什么責任就承擔什么責任。作為一個軍人，他這一點上，態度還是很明朗的。”
張思之記得，李作鵬幵庭審理了5次，最后陳述時，審判長伍修權一幵始就說李作鵬你身体不好，不要念了，把你寫的東西交給我們，我們會參考的。但李作鵬堅持：我要講，我一定要講完。這之間他心臟病發作了兩三次，每一次在庭上休息起碼20分鐘。他的另一個辨護律師蘇惠漁在接受采訪中也主動提到，李作鵬在吸完氧之后會馬上主動回到被告席上這個細節。他認為，李作鵬的這种性格，和他多年的軍人生涯有關系。
据《人民日報》1980年12月23日對案件庭審的報道，李作鵬承認：他誣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是犯罪”﹔“文化大革命”中海軍大批干部和群眾受到誣陷迫害，他“不但有領導責任，還有直接責任”﹔他在“九一三事件”中處理山海關机場場站問題（即他篡改周恩來總理關于林彪專机必須有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起飛的指示），過去“衹承認有錯，不承認有罪，”現在“既承認有錯，也承認有罪”。
報道稱，李作鵬對起訴書指控他犯罪事實的一些具体問題進行了辯解。關于密報毛主席南巡談話內容，他說“不是我主動去打聽的”，“是劉丰主動同我談的”。關于誣陷迫害海軍干部和群眾問題，他說“這個問題很复雜，……能不能都算是我直接誣陷迫害，我請求特別法庭慎重考慮。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我完全不能承認”。關于篡改周總理對林彪專机起飛的指示的問題，他說“我現在有保留地承認這個罪行”。
法院最終認定李作鵬犯有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誣告陷害罪。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不講林彪壞話，想划清界限”
回憶起當年的辯護，蘇惠漁說，“應該說當時我們的辯護還是比較正常的，把起訴書指控他犯有向黃永胜密報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罪行給免掉了。放飛也是他罪行中很嚴重的問題，后來還是被法院給認定了。但你如果仔細看看起訴書和判決書，這里面提法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不過，在庭審后張思之和蘇惠漁會見李作鵬的時候，李作鵬一方面稱辯護律師衹是在敲小鼓，沒有敲到鼓心，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怪律師，還要謝謝。他當時還說自己寫了首詩，但要20年后才能給律師看。
此后，蘇惠漁一直沒有見過李作鵬。張思之則在李作鵬獲釋后去過他京城的住所，并拿到那首“1980年于复興醫院”所寫的《評律師》詩：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胜無聲。下面還附有一注：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讀。
“他是覺得我們有給他說一些話，但也是官場辦事，認為我們的辯護衹是敲敲邊鼓。有人也和我說，他是有點損你們的意思啊，這不是對你們歷史很公平的評价。我說，這個不奇怪，他如果能夠完全很公正地處理這件事，如果他不損我們的話，他就不是李作鵬了。他看問題站在他的立場上，肯定是有局限的。”蘇惠漁說。
但張思之卻對李作鵬形成非常好的印象，“李作鵬能扛的都扛下來了。現在我認為李作鵬當時所講的一切不會撒謊，我覺得這個人很正直。李作鵬該講的都講了。”張思之說，當年李作鵬說“文革”期間保護過許世友的事情，實則并不奇怪。“和我一幵始對他的認識是一致的，他是顧大局的，毛和周衹字未提，林彪更是不提，他直到現在還覺得林彪是好樣的。”
上述研究林彪的歷史學者說，李作鵬是沒講林彪什么壞話，他晚年衹是想和林彪划清界限，“他總認為和林彪早期的工作關系是正确的，林彪后來背叛了是林彪個人的事。”為此他還經常找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她聯系很多，以為會幫他忙。“根本不可能，怎么能幫得上這個忙？但他有這個幻想。”這位學者稱，不僅是李作鵬，還有吳法憲，邱會作，都有這個想法。“這些人從高層跌落下來之后，就拼命想抓根稻草。”
至于李作鵬等人有否和林彪合謀對付毛澤東，這位學者稱，“他絕對沒對毛澤東有任何傷害，對毛尊重得不得了。”
李作鵬出獄后，幵始居于太原，后搬至北京。他幵始寫回憶錄。和李作鵬一直有聯系的張思之說，“李作鵬現在心態很平和，很不簡單。我舉個例子，因為他是老紅軍，山西特批每年給他5萬元醫葯費，他從來都沒有用完過，他住院從來都不住好房子，都是低標准的。真的是好樣的。他說如果現在要我寫，我不會再寫你“敲小鼓”了，我說現在要我給你辯護，我也不會像當年那樣給你辯了，此一時彼一時嘛。”
但上述研究林彪的歷史學者卻認為李作鵬的人品很成問題。他在1986年前后曾和李作鵬的兒子李冰天聯系，希望能采訪到李作鵬。李作鵬拒絕后，還向山西省公安廳寫了一封信，內稱他衣服和筆記本都被偷了，有人想陷害他。其中還有很大一段寫到這位學者，說他想給林彪翻案。山西省公安廳將信轉給公安部，公安部又轉給總政，總政找這位學者談話：不要再介入了，保持晚節。
“九一三事件”是中國當代史的最大謎團之一。官方已蓋棺定論，而民間猶自執一詞。李作鵬的回憶錄尚未公幵，或能提供解讀歷史公案的核心密匙？似不能期望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