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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政府蛻已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
2009-01-20
何清漣／我曾用"權力市場化"一詞概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如今這個詞匯已經成為中國民眾心目中改革的同義詞。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用什么詞匯來概括本世紀零年代以來的重大"改革成果"？一個詞匯逐漸在我頭腦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團的形成。 這一結論應該說比較形象准确，說明中國政府已經蛻變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至少有下列論据： 一、社會分配与社會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 從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這一龐大財政收入當中的58％用于供養党政事業机關工作人員約 7,000萬人。在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GDP增長速度的同時，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全國性加薪（不含地區性的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國享有制度保証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群体主要覆蓋党政事業机關工作人員。以醫療衛生資源為例，就具有向干部群体過度傾斜的特點，比如給葯的"分級制度"，就是對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按照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划分等級，級別越高的，得到的醫療服務質量越高，葯品供應也越好。 据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据，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党政干部（高級）為主的群体服務的。 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体的工資卻增長緩慢，甚至未增長﹔构成社會保障体系的几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等保險几乎与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 二、巨額財富集中于少數權貴家庭 中國那有限度的反腐敗主要集中于中低級官員，政治高層似乎与腐敗絕緣。高干子女的登龍術，雖然一直流傳于坊間及海外，但卻無法得到權威資料証實，胡潤的富豪榜也從未將這類人列入。不過，現在有兩組資料足可証明這些紅色貴族如何在短短30年間，從"無產階級"成員迅速躋身于超級富豪之列。 一條資料說明中國財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衹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幵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 另一條資料則說明財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國務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据，截至2008年3 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 0,450余億元。而考証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父輩的權力資本所獲。 三、政治權力的分配与社會地位的傳承呈自利化趨勢 在中國的政治市場上，權力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過程從來就是暗箱操作。現實表明，高官子弟在權力上具有优先繼承權。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擔任要職，至少也享有全國人大代表与政協委員等政治榮銜。中國官場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使干部子女在權力繼承上有明顯优勢，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机會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對社會地位的傳承优勢還体現在就業問題上。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与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家長們可以直接通過關系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這不僅說明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結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說明中國的階層流動呈前現代社會的封閉性世襲狀態，這無异于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統治精英集團的素質弱化，對于社會穩定亦有极大害處。 從本質上看，所謂"改革"就是利益与資源的再分配過程。鄧小平當年用來賦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帶后富"許諾實現了一半，即通過權力市場化讓少數權貴与官僚集團先富起來，并通過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蛻變為一個個自利型政治集團。在這种既成事實下，今后撬動社會分配的杠桿衹有"權力"与"資本"。當局提倡的"不折騰"与"維持穩定"，其要義均在于保証自利型政治集團能夠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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