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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吉談經濟危机: 窮人衹配去死 富人要活得更好
2009-02-03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陳永苗來稿／最近，中歐商學院院長劉吉，《勞動合同法》是經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劉吉將經濟危机的污水潑在《勞動合同法》的目的，在于捍衛經濟自由主義的：富人繼續富下去，窮人繼續窮下去的路徑。劉吉把批判的焦點，指向反思改革的思潮和胡溫民生政治傾向。劉吉說，目前中國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認為是由于我們前几年有一些政策甚至于我們的法律是有錯誤的，實踐証明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中國經濟面臨危机。我們前年出台的《勞動合同法》，我看就應該屬于"赶快改"的範圍。這個《勞動合同法》實在是脫离了中國實際，我們還在人均收入2800美元、3000美元不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把人均收入3萬、4萬美元的那些西方福利社會國家的東西簡單地照搬過來，嚴重地損害了我們中國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進程，帶來的后果是很嚴重的。許多企業之所以關門，并不是因為什么金融風暴來了，而是由于一個《勞動合同法》使他們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 從江蘇"鐵本事件"幵始，到西山會議，再到最近的言論，主流經濟學家無不在挑戰中央的政治權威。胡溫民生政治傾向，當然是從維護政治穩定出發，這里呈現出兩种維護政治穩定的思路。一個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就業穩定論，一种是胡溫民生傾向的共同富裕和分享改革成果，實現財富再分配的穩定論。 如果從政治穩定角度來考慮，劉吉假設：少數人繼續富裕下去，犧牲大多數人農民工，就能維持大量的民營企業，從而提供就業，那么就沒有了政治危机。劉吉認為，大規模就業就能克服了，或者緩和了財產再分配的政治要求。有了大規模就業，保持下層低分配，財產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就成了少數人。那么就不會發生政治危机，維護了社會穩定。 劉吉完全否認了財產再分配的正當性，那么与中央當局的政治傾向配相反。中央當局認為，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在于財產再分配，部分滿足分配正義的要求。這是兩种完全的不同的思路。 我衹能是說劉吉沒見過世面，沒有歷史感。經濟危机本來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疾病，不可回避的，要定時發作的。那就是說，原來市場經濟解決就業問題，造成社會穩定，是一种美化的理想，衹有在短暫的時期內可以達到目的。這种理想要保持，就要把經濟危机時期割除，遮住自己眼睛看不見，堵住自己耳朵看不到。大量就業獲得的工資，在經濟危机通貨膨脹物价高度上漲時，根本起不到劉吉設想的那种作用。不要說低收入，就是高收入，也未必能抵抗經濟危机帶來的副作用。公務員夠穩定地，經濟危机一來，也是与百姓一樣。所以劉吉提供的就業政治穩定，是一种白日夢 背后支撐劉吉等經濟自由主義的，是一种80年代的浪漫回憶。就80年代而言，政治上放松的自由主義傾向，与改革幵放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二者相互支撐，相互塑造。一直到了1989年。90年代新左派的興起，代表著，這种同构性的破裂。他把80年代的不沖突理想化，而且成為放之四海的真理，任何時空條件都成。用一种浪漫回憶，來為事關十來億人的幸福、家庭和生命幵具政治方案，是一种算命先生治國。 据報道，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首破萬元，農民受到金融危机影響更大。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据報道，胡錦濤認為拉動農村的內需，是當前的首要任務。接近中央決策層的一位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今年中央將大幅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价，以期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困難。 正在英國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1日在談到如何解決大量農民工失業的問題時指出，去年底因為企業經營困難而返鄉的農民工達到了一千兩百萬人，隨著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響的擴大，這個數字還會增加。溫家寶表示，政府必須重視安排好農民工。 實際上經濟危机的形成，正是劉吉那樣的思路形成的。劉吉要錯上加錯。美國印裔經濟學家巴特拉(Ravi Batra)，成功預見本次金融危難。他指出，以美國為首的環球經濟生產力持續提高，然而工人的實際工資，卻被腐敗体系人為地壓低，使得資本完全攫取了缺口所帶來的巨大利潤。金融危難的發生來自不斷擴大的工資缺口所引發的供需失調。所謂的工資缺口就是工人生產力与其實際收入間的差距。英國經濟學者發現，當今工資缺口之大，与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前非常相似。工資缺口造成經濟危机，在中國也是一樣。 這种失衡是人為的。工資缺口的一個后果，是舉債消費成為解決供給失衡的辦法，而巨大的利潤則制造了股市及樓市的泡沫。這种經濟上的不公不義，也給金融危机帶上了鮮明的道德色彩，也為社會主義轉向，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一個國家貪婪到以房地產或者金融投机來賺錢，這個國家必然趨于崩潰。為了防止崩潰，唯一的做法是提高窮人的收入。"劫富濟貧"或財富再分配确實很重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節制資本擴張，擴大財富再分配，縮小工資缺口，以穩定本國經濟。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稱，中國出台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新舉措，"是當前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机最有效的辦法"。要拉動內需，民眾手上必須有錢。 新的《勞動合同法》劉吉、張五常等主流經濟學家連篇累牘地反對，很大的理由在于提高了中小企業的成本。可是最低工資等，是不可減少的成本，就像人的呼吸一樣。應該在應該節約的地方節約，例如政府管制成本。而不應該節約的地方，就不能突破底線。 近一些年，低人權在國際競爭中已經不再是优勢，而是劣勢。勞動合同法在這里，達到勞工階層与工厂主的共同一致，可是工厂主連小小的犧牲，可以獲得更大利益的政治成熟都沒有。資本家太短見，唯利是圖，衹在乎眼前的利潤增加，甚至不惜犧牲其它人。把自己的擴大財富欲望，建立在別人沒底線的犧牲之上。我們富裕你你們去死。 這种心態，就是實行事實上的奴隸制，把農民工當作動物或者掠奪的對象。衹有在敵人身上掠奪，才如此狠毒，不給對方生存的余地。農民工是雙重奴隸，不僅是戶籍制度的奴隸，還是市場經濟的奴隸。經濟危机來了，弄不好市場的船要沉了，劉吉說讓領導和富人先走，窮人就衹配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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