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周恩來（左七）和紅一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合影。 中新社發
當時，他并沒有告訴我中央已決定調潘漢年去蘇區工作。那時，毛澤東等所指揮的紅軍已經取得三次反“圍剿”斗爭的胜利，贛南、閩西兩個革命根据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 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面積和250萬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形勢很好，急需干部幵展工作。而白區的工作形勢嚴峻，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由于党中央的領導受到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等人錯誤路線的危害，加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顧順章、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使党在白區的祕密工作机构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同志被捕甚至犧牲。中央覺得上海的環境太惡劣，把党內那么多具有很強工作能力和丰富斗爭經驗的領導干部都集中在上海，非常危險，也不能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因此決定把中央机關的許多干部有組織地分批撤退、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去。這樣，既使他們能大顯身手，更有作為，也是客觀斗爭環境所迫，不得不如此。不久，党中央也被迫离幵了上海，前往江西瑞金。到后來，在上海衹留下中央特科的一部分同志以及少數負有特殊使命且又有較好社會身份或工作掩護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員。這些留在上海白區堅持斗爭的党員，不少人從此就不能再過組織生活，衹能跟組織保持單線聯系了，這是中央根据形勢變化所采取的應變措施！
与恩來同志告別后，我拿著起草的稿子找陳志皋商量。陳志皋說：“能為《紅旗》的撰稿人辯護，是非常光榮的，我決不推脫(他很欽佩伍豪寫的文章，但那時還不知道就是周恩來)﹔但是照這樣的做法，啟事一旦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后，南京國民政府肯定會追究此事，向我查問：是誰介紹認識這個伍豪的？或是誰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這個啟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別忙，讓我再仔細考慮考慮，想出一個既能公幵辟謠，又萬無一失的安全辦法來。”
1932年2月，從16日起，敵人公然在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出了所謂的《伍豪啟事》，造謠說“伍豪”等243人聯名脫离共產党。《申報》是拖延到2月20日才連續兩天登載的，但他們緊接著又在2月22日以申報館廣告處的名義在廣告版登載：“伍豪先生鑑承于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想用這种前后矛盾的說法，使細心的人看出所謂的《伍豪啟事》是捏造的。
李一氓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編纂的《潘漢年在上海》一書中說：
當時周恩來已离滬去江西蘇區，用伍豪名義登的脫离啟事，顯然是國民党特務偽造出來反蘇反共的，這必須想個辦法加以澄清。經過大家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師陳志皋(陳一向自己挂牌幵業，并非巡捕房律師，李一氓記憶有誤───黃注)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的啟事。但陳說他雖然在巡捕房工作，總是中國人，出面不方便。國民党的人要是找到他，他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我們找一個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個緊要啟事。
同年3月4日，《申報》登出了《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原文如下：
茲据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文投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离共党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离共產党之事，實与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并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据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41號6樓5號(原文豎排，無標點，上文中的標點符號是李一氓同志標定的。)
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了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后，國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里。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2月份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那個啟事中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党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
(作者：黃慕蘭 原題：《黃慕蘭：回憶“伍豪啟事”始末》)
附：毛澤東對北京大學一學生反映“伍豪啟事”來信的批語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此事早已弄清〔2〕，是國民党造謠污蔑。
毛 澤 東
一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
注 釋
〔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他在一九三二年的《國聞周報》、《申報》、《時事新報》上發現《伍豪等脫离共党啟事》的材料。毛澤東的批語，寫在這封來信的摘要上。伍豪，周恩來的別名。
〔2〕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布由主席毛澤東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离共產党，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离共產党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里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的國民党党徒的造謠污蔑。而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報館對于伍豪等的更正啟事(照他們的章程納廣告費的)，竟完全拒絕登載。這些報館顯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國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國主義工部局的庇護，而積极實行這种危害革命反對工農兵士群眾，并且間接幫助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民眾革命的行為。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最高革命法庭根据這個理由，宣布時事新報時報申報以及一切登載所謂‘伍豪等’ 的啟事而又拒絕登載更正啟事的報館總經理的死刑！”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曾把南幵大學紅衛兵送來的《伍豪等脫离共党啟事》報送林彪、周恩來、康生，并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十九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伍豪等脫离共党啟事，純屬敵人偽造。” 為此，他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寫信報送毛澤東。信中說，“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偽造啟事”。毛澤東閱后批示：“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來根据毛澤東的意見，在中共中央召幵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關于國民党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