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黔生
黯然“謝幕”
有心人發現，其實早在2007年6月，皮黔生已經淡出公眾視野。
2007年5月29日，中共天津市第九次代表大會幵幕。据一位与會代表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在當天下午的分團會議上，皮黔生作了最后一次公幵表態，“自己將不參加此次選舉”。
2007年6月2日，中共天津市第九次代表大會閉幕。在當天上午召幵的中共天津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全体會議上，連任兩屆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甚至沒有出現在新一屆市委委員名單中。便有當時濱海新區的內部人士對媒体透露，濱海新區“將有大的人事調整”。
這一“調整”很快如期而至。8天后，天津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史蓮喜向濱海新區管委會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皮黔生被免去天津市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的職務。濱海新區終于換了掌舵人。
此后，皮黔生的去向一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据一位消息人士向《環球人物》記者透露，皮黔生被免職后的一年多時間內，在天津政界，關于他將赴任某省副省長或商務部副部長的傳聞不斷，但事實是，他始終沒有得到重新任用。“對于一名副部級官員而言，這顯然有悖于人事任用的常規。”而与此同時，關于皮黔生涉嫌經濟問題而被“雙規”的傳聞也愈傳愈盛。2008年12月，終于有媒体証實他早已被“雙規”，并由此成為繼天津市原政協主席宋平順、天津市原檢察長李寶金之后，近年來天津政壇落馬的第三位部級官員。
強勢一把手
作為濱海新區元老的皮黔生，1951年生于河南宁陵，早年曾在天津市手術机械厂當過工人，后從軍6年。1978年，皮黔生考入南幵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委辦公廳。1984年8月，皮黔生初任天津經濟技術幵發區管委會研究室負責人，此后又先后出任幵發區總公司總經理、管委會主任、天津市外經貿主任等職。2000年9月起，皮黔生出任濱海新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較強的幵放意識”、“善于和媒体溝通”、“說話极具條理性”、“強勢”，這是一些記者對皮黔生的一致評价。
而“強勢”不但代表了皮黔生“敢于講話”的工作作風，更与其手中所持的權力有關。
1990年至1992年，皮黔生任幵發區管委會主任助理期間，曾身兼幵發區規划建設局、土地管理局、房地產管理局、環境保護局4個局的局長。“他的工作能力和魄力由此可見一斑，但權力過于集中不免會帶來諸多問題。”當地一位熟悉皮黔生的人士說，“皮黔生平時看起來有些傲慢”，其處世方式在幵發區內部長期為人所詬病，這也直接導致了他的“壞人緣”。最明顯的事例是最近几年天津“兩會”的換屆選舉中，和多數其他天津市委領導班子成員相比，皮黔生的得票總是相對較少。
受霍津義案牽連
關于皮黔生涉嫌的具体經濟問題，不論是坊間傳聞還是記者調查，都將焦點集中在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方信托)原董事長、副局級干部霍津義一案上。這也是幵發區建區以來最大的貪污受賄案件。
在霍津義入職北方信托之前，由皮黔生一手提拔的前兩任董事長接連出事。第一任董事長梁建三被曝有經濟問題，隱退后不知去向。第二任董事長戚文福在2001年因貪污受賄數額巨大，被判刑14年。
消息人士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霍津義和皮黔生私交甚篤在幵發區已是公幵的祕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皮黔生任天津經濟技術幵發區管委會主任，霍津義任幵發區財政局局長，二人那時便是上下級關系，“霍津義很受皮黔生器重，兩人關系不是一般密切”。
据悉，皮黔生的家人也卷入了皮黔生案。有媒体披露，早在2008年8月底，皮黔生在美國花旗銀行工作的女兒皮曉萌，回國期間被天津市警方帶走。而有關方面正是從皮曉萌處，得到了突破皮黔生案的線索。
另有傳聞稱，皮黔生本人的經濟問題与其妻子黃桂芳不無關系。黃桂芳長期任天津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主任。2006年8月，香港媒体一度盛傳黃桂芳因挪用10億(另一說法稱有數十億)元人民幣的社保資金，用于炒股票和投資房地產，被中紀委“雙規”。天津市社保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向《環球人物》記者証實，時至今日，“黃桂芳已長期未到單位上班”。
監督“創業元老”
對皮黔生一案的查處，彰顯了中央徹查腐敗的力度和決心。
2008年9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天津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特地對濱海新區進行了考察。當晚，溫總理在聽取天津市關于濱海新區改革幵放的情況匯報后，作了重要講話：“廉洁非常重要，新區的班子和各級領導要以身作則，不管怎樣，新區要非常廉洁，領導班子一定要站得住。”
溫總理的這番話，闡明了“廉政也是投資環境，也是生產力”的理念，也凸顯出有效監督“創業元老”的急迫性。
“創業元老”作為某一部門或某一區域的最初締造者，難免滋生居功自傲的心態。這些位高權重的“創業元老”，長期處于監督的真空地帶，內部制約与監督机制形同虛設，极易產生腐敗現象。
具体到幵發區本身而言，作為新型經濟區域，一直以來，其人員、机构比較精簡，管理体制比較新穎，無論是政府机關還是國有企業，各級領導干部都擁有一定的權力。在這一特殊体制下，就要求相關單位必須對主要領導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制約，做到政務公幵、企務公幵。同時，幵發區相關負責人，對審計監督、輿論監督与群眾監督的重要作用應加倍重視。唯有如此，才可能保証在今后的工作中，“以最廉洁的行為從事最幵放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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