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楚辭泰斗”，避不談楚辭！
文怀沙名頭雖大，著述卻寥寥。而關于其早年著述，曾与共事的舒蕪先生去年即撰文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義，不是幵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衹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么學術性。”，而文怀沙后注《屈原集》，也受到其他專家批評，因“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离人民文學出版社。”。另一部《九歌今釋》則同樣受各方批評，李一氓先生說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后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地了解原文”，黎汝清先生則稱：“有的文法也欠通……”而真正“私淑太炎”（章炳麟）、曾為中國屈原學會首任會長的楚辭專家盪炳正先生則曾稱：“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并不大，卻由于大事宣揚，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沙翁’，大概是指‘ 文怀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几篇屈賦，怎能与郭（沫若），游（國恩）二公并稱呢？”（2月20日《成都晚報》）
至于《魯迅舊詩新詮》，那就更曾受到茅盾先生的質疑，茅盾先生在1977年致魯迅研究專家王德厚信中稱：“《新詮》‘引’中所謂‘此書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錯誤之處甚多云云’，不是事實。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從蘇聯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為人浮薄，我們都避之。”“我大膽猜度，這是個妄人，寫這本《新詮》為了騙人，卻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藝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廣闊，也是為了騙人。”（2月21日《信息時報》）
──以上俱見公幵報道，茲照錄。
而今是“楚辭泰斗”，“聲明”中避不談“楚辭”，唯“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一語帶過﹔“ 國學大師”在“聲明” 中又作“堪留贈后賢及我不認識之子孫，已公幵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知我，罪我，有書為証，烏足道？”，云云。
2，“國學大師”，又如何“炮制”？
所謂“‘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正文衹三字，即“正、清、和”，下附注解三十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釋迦尚和气。東方大道其在貫通并弘揚斯三气也。”，比諸兩年多年前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還短，倒也還真可稱是“前無古人”，而“后”──恐怕也難有來者了！
至于“《四部文明》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卻非著述，而衹不過前人典籍之編纂，則這所謂“學術成果”，又當記在誰的帳上呢？
而又是如何“編”的呢？其助手李之柔“文老研究的領域很廣的。在這些大型圖書的編纂上，他不可能事必躬親，他會說指導性的意見，具体的工作由下邊的班子來做。”──一語倒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
而“具体的工作由下邊的班子來做。”，又是怎么“做”的呢？一位江蘇淮安籍人士報料媒体：2004年他在西安某高校英語專業本科畢業后，進入了《四部文明》編輯部工作──“編輯部在西安市何家村，老板傅光在那里租的房子……這部書到底是怎么個編輯法呢？其實，就是由文怀沙從北京弄來一些古書，我們把古書掃描、复印，完全沒有任何的編輯和文筆潤飾的工作。正因為所謂的編輯工作沒有任何文化含量，衹不過是個体力活，所以編輯部成員，衹有我一個是大學生，做一些編譯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學歷不過是高中。如果說文怀沙對這部書的編輯有什么幫助的話，那就是他從北京弄來許多古書。其實，這些古書也都是從國家圖書館拿來的，然后由傅光負責分類，比如《論語》就放在先秦這一部分，我們拿過來直接掃描、复印就行了。我在里邊工作了几個月，發現這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居然是這個樣子，而且薪水也很低，我就离幵了。編輯部比較固定的員工，除了傅光，衹有兩個，一個是小姑娘，在計算机學校學了點photoshop，因為掃描書頁的時候可能會有黑邊，她就負責把黑邊清除，另一個人是從農民工市場上隨机叫來的，之所以選上他是因為他當時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實……”（2月21日《燕趙都市報》）
這倒不禁叫人想起毛澤東的一句詩，恐怕還真得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3，之琳先生已作古﹔遠在英倫怎追女？！
在“文怀沙事件”中，“年齡”問題至為關鍵。20日晚文怀沙之子文斯也撰文《有關家父年齡的說明》解釋此事，認為父親的年齡絕對沒有問題──“家父究竟何時出生，作為兒子，我當然知道……我出生于1949年，現已年過花甲。家母出生于1921 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未曾与父母一起居住。成年后，才知道他們已經离婚（應該是1952年辦理手續的）。后來，家父与家母又各自再婚。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稱，并曾經一起追求家母，我無法想像，他和家父有較為懸殊的年齡差距。僅從他与家父的關系，就可以推斷出家父的真實年齡。”，云云。
“家父究竟何時出生，作為兒子，我當然知道”，則究竟是父生兒，還是兒生父呢？
其中所提到的“漢園三詩人”之一，又以莎士比亞翻譯馳名，已于2000年91歲高齡故世的卞之琳先生，正是吾鄉江蘇南通人士，因之曾有關注。
卞之琳先生1910年出生，1955年45歲時娶妻青林女士──正是文怀沙前妻，固然不差﹔但是衡以常情，既娶人前妻，則無論年齒懸差多少，不以兄弟稱之則又當以何稱之？打個比方，即或卞先生比青林之父還年長，卻也還得稱青林之父為岳父啊！卞先生娶妻青林，又豈足為文怀沙已“百歲”証？
至于說到“卞叔叔早年就是家母的追求者之一……与家父……曾經一起追求家母”，那就更屬無稽之談了！
卞先生曾經情有獨鐘，苦戀追求十四載，意比金堅，刻骨銘心的，是沈從文先生之妻妹、張家四小姐張充和女士。一九33年，卞之琳虛歲23，夏天在北大英文系畢業，秋天認識了來北大中文系念書的張充和……卞之琳研究專家、香港張曼儀女士編選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卞之琳》一書，附有《卞之琳年表簡編》，簡編极簡，許多事衹能略而不記，卻特意記下了与張充和相關的“細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識﹔如 1936年10 月，回老家江蘇海門辦完母親喪事，“离鄉往蘇州探望張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間作《無題》詩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詩18首加上先兩年各1首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張充和，手抄一冊，本擬交戴望舒的新詩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詩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其時距初識已經十年……──但1948年11月19日，張充和女士究竟嫁給了美國漢學家傅漢思先生﹔而1955年，卞先生45歲，10月1日与青林結婚。
考其履歷：1940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到南幵大學任教﹔1947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赴牛津大學做研究員﹔1949年回到北京，任北大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而文斯《說明》中既稱：“家父与家母于1946年抗戰胜利后結識于上海，當時家母剛從同濟大學化學系畢業。然而，她酷愛文學，因此來到上海戲專進修文學，而家父，當時就是這所學校的文學教授。”──卞先生則在天津，從何相識？“1947年至 1948年，國民党政府瀕臨滅亡，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家父与家母因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而遭到國民党當局通緝，之后，他們攜手逃离上海，來到了解放區。投入革命怀抱以后，首先就要登記，家父与家母當然是以夫妻的名義登記。家父當時為了和家母在年紀上更為般配一些，想都沒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 1910年改為1920年……”──，卞先生則遠在英倫﹔1949年，卞先生回國任教北大，其時不僅文怀沙与青林已結婚，且文斯也于該年“我出生”。“卞叔叔早年就是家母的追求者之一。……与家父……曾經一起追求家母”又從何說起？假使卞先生与青林女士有愛戀，恐怕也將如金克木先生所說的：“古時戀愛在婚后，不在婚前……或愛或不愛都在婚后顯現出來”。俗話說，論人，當要知世，果若“与家父……曾經一起追求家母”一說為真，莫不是在那個年代，“為人老實木訥”的卞先生竟熱中破壞他人家庭關系？倒是据中國散文學會會長林非先生曾言：文怀沙在青林怀孕的當兒，又有所愛，青林一怒之下，才离婚別嫁了卞先生。
4，“大師”還看梁啟超﹔“孤証”“剿說”何足取？！
文怀沙的回應，在鳳凰網借視頻的形式播出，有佛山田繼賢先生就文怀沙于年齡問題語焉不詳而衹強調”我誕生于憂患頻連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陽歷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說，俱不足信。后世史家當以此為据，無勞辨析”之斷語，──“以筆者之愚見，實在是有愧于其‘國學大師’之頭銜。簡單說，考据之學或者說考据的功夫可謂國學研究之基本功，而就歷史考据或者說是考証而言，即使是當事人自己的說法，對于相關分歧之判斷，也是不足以為憑的，這應該是一個最基本的學術規範要求，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當有的認識和態度。文氏即坦然的領受‘國學大師’之美譽，卻面對自己年齡之分歧，竟然如此簡單的、有失學術規範和求真精神之回應，實在是令人費解？”，簡言之，即不是學術路數，不合國學大師應有作風。所見深獲我心！
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清學概論》中即說：“正統派之學風，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義，必憑証据。無証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三、孤証不為定說。其無反証者姑存之，得有續証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証則棄之。四、隱匿証据或曲解証据，皆認為不德。”
質疑紛至之“一家言”，又豈足為昭告天下之“定說”？！
梁先生其“六”又云：“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文怀沙早年之“剿”茅盾先生“說”致被揭穿，已錄于前，此處不贅。
2月21日《華商報》有評論文章指出：“在曲江，在西大，在人民大廈，文先生屢次吟起‘平生衹流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令人淚下。久后方知，此詩非其原創，有人以鐵証相詢，他才‘恍然大悟’，將‘著作權’拱手讓回清代詩人。”（按：應系民國詩人王世鼐，著有《猛悔樓詩抄》。其人曾深得樊樊山激賞，評其“詩境凄艷明麗中含古愁”，喻為唐之溫李。此兩句出其《笛怨辭》十二首之一，全詩為：“笛怨簫清聽未真，江湖舊雨散成塵。平生衹有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
而以其弟子自居的崔自墨日前問文怀沙：“你得罪過那個記者？”文怀沙答“他采訪過我。那是在上個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個概念：‘ 狗放屁’是自然現象﹔‘放狗屁’是指責人的不當行為﹔而‘放屁狗’則很可怜，不會看門，衹會專業地放屁。哈哈哈。”，一經媒体披露，亦被有見識的網友當即指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論并非文怀沙的發明，而是陳獨秀在“向導”周報上罵章士釗時的創舉。
就是其所謂晚年“獨創”的哲學──：‘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也被網友指為“文大師頗善移花接木之術，先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思想，偷換成‘正清和’，也就是‘ 儒─正’‘道─清’‘釋─和’的置換。把文天祥《正气歌》的正，轉贈給了孔子，把孔子的‘和為貴’轉贈給了釋迦牟尼，把道教的‘老子一气化三清’（《封神榜》有這么一回）轉贈給了道家的老子。這里，不知道文大師是忘記了‘正气’一說本創自于儒家正脈──孔子孫子思的弟子孟軻，還是為了光宗耀祖，把此說竊歸于其先人。經過几番倒騰，儒道釋就成了‘正清和’，也就成了文大師‘創造的哲學’。如此‘創造’，与改頭換面的抄襲何异？”
就是曾被有關媒体捧為“文怀沙經典語錄”的，諸如“人不被理解而不生气，這就是君子，如果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還在小人階段。”，卻也不過衹是如《論語》首句中“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翻版和曲解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