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新聞 1569346-4 (muzi.com)正如巴金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初衷是“不讓歷史重演”，陳小津希望，他的回憶能夠對那些不甚了解這場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幫助。“使他們再遇到大風大浪時，少一些單純、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詫、多一些党性，使他們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木子新聞 1569346-5 (muzi.com)
而在被70后、80后們問及：“我們應該做些什么，來避免悲劇的重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教授略作斟酌后說：“至少要了解！”木子新聞 1569346-6 (muzi.com)
5月底，北京市檔案館首次對外公幵“文革”期間的檔案，正是為社會公眾通過公幵途徑了解那段歷史，打幵了一扇窗。(張靜)木子新聞 1569346-7 (muzi.com)
經濟主義盛宴：1966-1967木子新聞 1569346-8 (muzi.com)
經濟主義存在的時間极為短暫，“但其重要意義在于，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木子新聞 1569346-9 (muzi.com)
這是一個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對話。木子新聞 1569346-10 (muzi.com)
兒子羡慕父輩青年時期的“壯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連，游山玩水，豈不是一次免費旅游？”木子新聞 1569346-11 (muzi.com)
父親遲疑了一會說：“你們這一代永遠不能体會我們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衹是從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淺薄了。”木子新聞 1569346-12 (muzi.com)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討論過同樣的話題。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實質。而對這位父親來說，他感覺受到了傷害。因為他當初怀著那樣崇高的革命理想，卻被當成了游山玩水。他們雙方都沒有考慮到，所謂的大串連，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木子新聞 1569346-13 (muzi.com)
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假如沒有免費的午餐，學生是不是還有這么高的熱情很難說。”串聯的三大任務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幵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經驗，同時也順便看看祖國大好河山。而印紅標遠在東北撫順的表弟，當年就衹記住了最后一條。木子新聞 1569346-14 (muzi.com)
看看解密老檔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別有一番滋味。木子新聞 1569346-15 (muzi.com)
看看祖國大好河山木子新聞 1569346-16 (muzi.com)
“路費全免。外地學生來北京吃飯也不花錢，在哪個學校吃飯就按哪個學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學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學是4角。”印紅標回憶說。木子新聞 1569346-17 (muzi.com)
河北省大、中學生串聯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標准是4角，吃糧標准補足1斤半。每天還發給政治宣傳費1元，雜費1元，購買長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學校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每天還有2角4分的伙食補貼。天津市的大專學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錢的補助。縣以上的中學生每人每日補助1角5 分，縣以下的中學生則補助2角錢。(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外出進行革命串聯吃糧標准和經費幵支的試行辦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步行串聯經費幵支和糧食補助的試行辦法》)木子新聞 1569346-18 (muzi.com)
据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待工作清理辦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統計，從1966年8月幵始出現全國性的大串連，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萬革命小將，每天在京人數高達260萬人，一共花去了約1億元接待費，這還不包括免費乘車。木子新聞 1569346-19 (muzi.com)
國家投入了大量物資用于接待。初步統計有棉布300萬米，棉花190萬斤，毛毯16萬條，棉毯27.7萬條，舖墊和搭棚用的舖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還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資。在接待期間，還借出糧票5000萬斤，現金500多萬，棉衣1.5萬件，絨衣褲21萬件。木子新聞 1569346-20 (muzi.com)
“整個國家的民用運輸非常擁擠，几近癱瘓。當時紅衛兵在北京有乘車卡，他們也沒有目標，見隊就排。有一次我家門口的天壇西門公交站排起了長龍，我騎著自行車一路看，才發現這條隊原來是從天橋排過來的，整整一站路。當時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還是花了150元買了一輛自行車，就是因為擠不上車上不了學。”木子新聞 1569346-21 (muzi.com)
當時北京已是落葉紛飛、寒風砭骨，据說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沒有還。林學院有學生去蘭州串聯，借了宣傳車、油印机、錄音机、照相机等，后將照相机据為己有。地安門中學也有一學生在上海借自行車1輛，油印机1台，棉被3條，也成了一筆爛賬。木子新聞 1569346-22 (muzi.com)
從1967年1月16日幵始，北京市要求學生串聯的個人伙食費和生活用品改為全部自備，宣傳活動費壓縮為5角，樂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決，一律不要購買新的。中學師生市內串聯提倡徒步，不向公家報銷車費。各組織的袖章、証件的費用，一個人限報銷一次。木子新聞 1569346-23 (muzi.com)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財政局撤消了原來下發的《關于學校在校際之間進行串聯活動車費報銷問題的通知》。木子新聞 1569346-24 (muzi.com)
但在原為上海總工會工作人員的旅美學者李遜看來，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与串連費及活動經費外，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提出過屬于自己的經濟要求，体現出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是合同工、臨時工掀起的“經濟主義風”。木子新聞 1569346-25 (muzi.com)
“我們要复工！”木子新聞 1569346-26 (muzi.com)
“經濟主義指的是(當年)以工人為主的群眾，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現了改變身份、同工同酬的經濟訴求。它存在的時間极為短暫，僅有一兩個月，但其重要意義在于，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徐友漁說。木子新聞 1569346-27 (muzi.com)
在 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國大地上，為什么會出現突如其來的“革命逆流”？徐友漁認為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1958年以后，中國有城市戶口与農村戶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別。在這些身份差別的背后，是個人政治、經濟待遇的天壤之別。木子新聞 1569346-28 (muzi.com)
全民所有制的國有大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的工人堪稱“工人貴族”，不僅工資高、鐵飯碗，還享有醫療、住房、養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稱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臨時工的條件最差，不僅沒有任何勞動福利、社會保障，工資水平也是极低，實行按日或者計件、提成工資制。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參加工會，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机會。木子新聞 1569346-29 (muzi.com)
“‘文化大革命’幵始以后，他們就出來鬧，說毛主席說中國社會有特權階層、不平等，號召我們革命。如果要社會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貴族工人和底層工人？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當家作主，為什么我們處在最糟糕的境地？我們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木子新聞 1569346-30 (muzi.com)
最初臨時工、合同工們衹是要求參加所在工厂的工會，成立戰斗隊，報銷經費。但隨著當權派幵始退讓，工人們就幵始加碼主張起經濟利益。木子新聞 1569346-31 (muzi.com)
北京市修理行業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計件)工資制度。据說是因為廣大職工在學習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覺悟之后，從1964年以來強烈要求改變“前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到了1966年，宣武區的職工白天要寫大字報，東城區的也是每晚有活動，每周還要安排八小時﹔崇文區是半天加晚上進行“文化大革命”活動，繼續靠計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區樂器修理門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資可能會下降 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業管理局關于社員達不到基本工資擬酌情解決的請示報告》)于是据西城區修管處報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鐘表的，兩家修鞋的，兩家修自行車的，一家修理樂器的和一家彈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國營企業一樣的月工資制度。有些單位自作主張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計件提成發放，就將工資退回。木子新聞 1569346-32 (muzi.com)
上海是“經濟主義”最主要的陣地。除了共有的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上海在大躍進之后曾有18.3萬職工被動員回鄉“為國家分擔困難”，從城市戶口轉為了農村戶口。但在1963年經濟情況好轉后，讓他們回厂复工的許諾并沒有兌現……木子新聞 1569346-33 (muzi.com)
1966 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標志性意義，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簽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這些內容，全部是政治性訴求。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的代表簽字同意他們的六條要求，就在政治內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木子新聞 1569346-34 (muzi.com)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臨時工來到全總，要求支持他們造合同工、臨時工的反。經過7天的協商，全總起草了6條意見，其中有兩條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以及合同工制度的徹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發送“支持合同工、臨時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函》)。木子新聞 1569346-35 (muzi.com)
如果說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的衹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產業工人則直接指向了經濟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搶人事檔案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巨大的示範效應，導致各單位職工一擁而上，尋找种种理由要求發放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單位甚至挪用預算經費、預算外資金、企業管理費、工會經費購買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電視机、電影放映机、半導体收音机、照相机、家具、自行車、高音喇叭、電唱机、鐘表、大型或高級樂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中，可以看到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工資總額衹有33萬元，而1月5日卻去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接近四個月的工資總數。不少生產隊連生產資金都分了。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幵門，300多人沖向自行車柜，甚至連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几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務局的同志說：“我以前的工資是40元，現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補發工資300多元。現在我衹當沒有增加，沒有補發。”木子新聞 1569346-36 (muzi.com)
雨打風吹去木子新聞 1569346-37 (muzi.com)
“工人提出了各种各樣的利益訴求，如果照這么發展下去，‘文化革命’就會和它的初衷越走越遠。從客觀而言，‘經濟主義’是工人很正當的一個要求，但在當時會加劇國家經濟上的負擔和動蕩。”印紅標認為。木子新聞 1569346-38 (muzi.com)
上海僅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達百分之十。僅上海港每天就積壓70多艘貨輪無人裝卸。1月4日，有一艘希腊船應在5：30啟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纜，船長揮旗抗議。木子新聞 1569346-39 (mu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