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段鐘潭用兩瓶紅酒搞定周華健（兩瓶酒据說還是周華健自己帶的），又一個電話擺平張震岳。華語樂壇超難搞、最牛的樂隊于是橫空出世，假想敵是五月天和蘇打綠。
2009 年1月，央視春晚的舞台上，“羅大佑們”抱著吉他，敲著鼓，首次以“縱貫線superband”樂團的形式，在長達7分鐘的時間里為全國觀眾演繹了《真心英雄》《親親我的寶貝》《童年》《愛之初体驗》4首經典老歌，以及新單曲《亡命之徒》。后者是羅大佑為樂隊寫的第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歌名和春晚的喜慶氛圍不同，這首歌當時改名《出發》。
四人組合和原本孤軍作戰的狀態完全不同。羅大佑覺得組團之后，原本熟悉的李宗盛和周華健忽然陌生起來，音樂理念的差异也曾經讓他們拌嘴，但羅大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幵始，音樂最怕的是一成不變”。
3 月幵始，台北、香港、北京、杭州、西安、成都、哈爾濱……一直到7月11日的上海虹口体育場，“縱貫線”可謂“縱貫”全國。除了老歌新唱舊瓶裝新酒之外， “羅大佑們”籌備許久的作為組合的專輯也即將推出：8月8日推出的《北上列車》和之后計划的《南下專線》。他們聽各地的民歌，到云南高原訓練，目的就是要保証新唱片的品質。羅大佑對他們的音樂能力深信不疑：“這張唱片不僅不同凡響，而且一定能賺錢。”
即將推出的專輯能不能改寫大家心目中四巨頭的固有形象？恐怕不可能。《出發》并沒有如他們所有暢銷金曲般流傳一時，歌迷對“縱貫線”的狂熱，最終的投向其實是自己。那些老歌曾經陪伴著“70后”的年輕人讀書、高考、戀愛，當皺紋爬上他們偶像的臉時，歌迷自己也經歷生老病死，白發，在黑發中間蔓延。以羅大佑為例，我們記憶中的黑衣、墨鏡的羅大佑已永遠被取代，那個憤怒的、憂郁的、批判的羅大佑，那個寫出纏綿悱惻的《滾滾紅塵》的羅大佑，已經和那個年代依依作別。如今再回說那些過去的閃亮的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輾轉反側的不眠夜，才明白眼前的羅大佑早已不是那個羅大佑，這已是個告別羅大佑的年代。
“小妹”确實是對張艾嘉的昵稱
時代周報：1974年，你怎么會為衛道中學學長林怀民的云門舞集作曲的？
羅大佑：其實不是作曲。那一年，林怀民正好到東海大學講舞蹈藝術，然后他聽說東海有個年輕人彈鋼琴彈得很不錯，于是通過我的同學來找我，當時他衹是需要有人幫他彈一些節奏，他帶了6個舞者來向東海大學的學生講舞蹈是怎么訓練的，需要一些伴奏。他找到我，我就彈給他聽，我彈一小段然后就問他：“是不是要這樣子？”他說不是不是，要那樣子，我就按照他的意圖彈一個節奏給他，當然那是完全即興的東西。現在想來也是蠻有趣的。
時代周報：《歌》是你發表的第一首創作曲，用的是徐志摩的詞。
羅大佑：也很奇怪，歌曲有時候要慢慢碰到正好合适的歌詞。1974年我寫《歌》的時候衹寫了旋律而已，歌詞也寫了，但我覺得很爛，那是硬填進去的一首歌詞，但是我一直覺得旋律還是很不錯。
一直到1977年我寫電影《閃亮的日子》的主題曲，又重新把這首《歌》翻出來，它成了電影中的一首插曲，也就是張艾嘉演的角色在友人去世后，到他的墓前唱的一首歌。編劇在劇本里用了英國女詩人克里斯蒂娜寫的詩，中文由徐志摩翻譯，當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起3年前寫的一首歌，結果一拍即合，真是很巧。有時候一首歌要耐心等待，等到真的對的時候才出手。
時代周報：1977年，你投入商業音樂創作，為電影寫歌。那是怎樣的机緣？
羅大佑：朋友介紹，1972年的時候我組了一個學生樂隊叫“Rocks”，樂隊鼓手在《閃亮的日子》里擔任副導演，電影需要有懂音樂的人來負責電影配樂這一部分，包括什么錄音哪、樂團哪、處理樂器的事情哪等等。我的鼓手朋友知道我能作曲，于是將我推荐給導演，導演聽了我的歌之后覺得正是他需要的，就這樣子。
時代周報：1981年，你首度擔任唱片制作人，制作張艾嘉的《童年》，收錄單曲《小妹》，据說“小妹”這是你對張艾嘉的昵稱，是這樣的嗎？
羅大佑：對，“小妹”确實是我對張艾嘉的昵稱。
自己寫歌和做制作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給每一個不同的人做制作都會不同。張艾嘉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优秀的音樂人，雖然當時她還衹是一個优秀的演員，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唱歌，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也可以去跳舞，當然如果是一個會表演的人更有优勢，不管是她的身体表達還是聲音的表達，這种表達的能力她已經具備了，所以我覺得她來唱歌根本不是問題。
我的強項是作曲，我給自己作曲和制作唱片并不是什么難的事情。這里的重點是我給其他人制作唱片，我就要幫她找到她的喉嚨和嗓子，而且要設計一些不一樣的特色，使得這些歌曲變成适合她的年紀，适合她的形象，适合她自己的故事，所有這一切編成她的整体音樂專輯，有點類似于給她寫個劇本，把她設定在這樣一個場景里面，做成一部有聲的電影。
時代周報：可是到上世紀80年代，《童年》時代的風格大變，你寫了許多批判性的歌曲，一改鄧麗君時代的小調曲風。
羅大佑：《之乎者也》這張唱片（以及隨后的《未來的主人翁》）是很激進的狀態。那時候受到一些西方音樂的影響，同時，國民党逐漸放松高壓統治。音樂其實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种反射，我們意識到，不能做一個旁觀者，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社會這樣子下去，如果你袖手旁觀，那么你就會成為壓迫的一分子，你應該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感勇敢地站出來
還想到北京住段日子
時代周報：1985年，事業如日中天，你卻因為政治原因去美國當醫生？
羅大佑：那時候寫了《明天會更好》，但是我沒有想到國民党將其作為“台灣光复40周年”的宣傳主題曲。可是，台灣民眾以為我放棄了立場，投向政權，這是很大的誤解。你們都聽過這首歌，在這首歌，我沒有任何歌功頌德的詞句，也沒有吹捧。國民党方面對我也不滿意，結果就變成兩邊都不討好。
有趣的是，這首歌在香港和大陸廣受歡迎，我后來去香港，也是因為《明天會更好》在香港廣為傳唱，香港電台和電視台邀請，我才去的。
當時确實是心灰意冷，覺得做音樂怎么會搞出那么多“飛机”出來？我當時完全想放棄音樂了，我想逃离這個環境，音樂怎么會搞得那么辛苦？到了紐約，我才發現無事一身輕，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台灣是個海島，太封鎖，你去紐約的藝術家圈子里看一看，每個人都很窮，賺一點錢，也就是20元一天的樣子，可是大家不會覺得那么辛苦。
我在紐約考醫生執照。那時是想以后做醫生，我想如果那時退出歌壇做了一名醫生的話，我應該也不會很差勁才對。
時代周報：到香港后，“音樂工厂”的首張粵語專輯《皇后大道東》非常成功，后來為什么沒再做粵語專輯？
羅大佑：唱粵語對我來說還是比較難。歌詞永遠要請林夕來寫，自己要寫粵語歌詞太難了。閩南話我還可以自己來寫歌詞，粵語歌詞需要很深的造詣才行。粵語唱片我在香港也衹出了一張而已，我還是覺得用國語寫作會比較得心應手。
時代周報：1994年的《戀曲2000》，那些綿延的長句還是你一貫的風格。從《戀曲1980》《戀曲1990》一路走來，是否是有計划地寫“戀曲系列”？
羅大佑：其實都是有感覺才寫的，《戀曲1980》當然是自己感情經歷的產物，《戀曲1990》則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題曲。這部電影杜琪峰需要几首情歌，找我來寫，那完全是命題作業，還有《你的樣子》。
時代周報：我知道你正和你的好朋友徐冰一起籌划音樂劇的項目？
羅大佑：音樂劇的項目我們正在籌划，是一個龐大的計划。我去百老匯看過兩次《貓》。《雪狼湖》沒有看過，我覺得《雪狼湖》中的歌曲沒几首是可以傳唱的，《雪狼湖》好像賣的是張學友，而不是里面的歌。我覺得音樂劇能讓大家傳唱一時是很重要的，你看一提到《歌劇魅影》大家馬上就會想到《Memory》。一個好的音樂劇一定會讓人想到一首歌，《雪狼湖》就好像少了一點這樣的東西。
時代周報：你在北京的工作室現在是怎么樣的狀態？
羅大佑：我現在常住在香港，北京的工作室處于停滯狀態，我實在太忙了，一直飛來飛去，那么多的演唱會，今年的“縱貫線”已經幵到第八場了，确實是分身乏術。我在北京和上海各住過一年。2000年以后，我對台灣的政治現狀有很多不滿，總覺得台灣有點怪。我一直反國民党，但是民進党上台后又認為我是藍營的人，你說怪不怪？所以我就想去北京找個地方住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常住的還是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