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新聞 1574761-1 (muzi.com)60年來，“姓社、姓資”的討論、個人与集体的矛盾、計划經濟与市場經濟的分歧，曾長期困扰著中國人的“財富道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選擇了改革幵放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中國人終于可以自由追求財富，享受財富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提高。木子新聞 1574761-3 (muzi.com)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在最新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划分標准，200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770美元，中國已經由長期以來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擁有了他們的父輩難以想象的財富。木子新聞 1574761-4 (muzi.com)
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讓更多的人擁有財富，讓更多的人擁有平等地獲得財富的机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進入下一個財富里程的奮斗目標。木子新聞 1574761-5 (muzi.com)
黎明村土改記事木子新聞 1574761-6 (muzi.com)
新中國的土改運動，令中國農民較為均衡地擁有土地所帶來的財富，生產力也因此獲得极大解放。這种農民對土地產權和收益權的享有狀態，一直持續到人民公社化之前木子新聞 1574761-7 (muzi.com)
“共產党在農村的那些事兒，沒有我沒摻和過的”。貧農出身的楊寶瑞說。 北京市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的村民楊寶瑞，今年已經82歲。年輕時，楊寶瑞參加過共產党的地下武裝組織，領導過村里的土改，后來還擔任過村支書和農信社主任。木子新聞 1574761-8 (muzi.com)
如今，他依舊住在生他養他的黎明村──從南五環上京幵高速，南行40公里，在与河北接壤的大興區禮賢鎮出口左轉向東，遠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于此。回首人生路，楊寶瑞老人說：最快活的時候，還是上世紀50年代初，出身貧農的他，額外分得6畝耕地，等于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糧。 吃糠 “又是糠餅子”！記憶里，楊寶瑞已經數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親。木子新聞 1574761-9 (muzi.com)
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冬天，秋收的喜悅早已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對糠餅子的“反胃”當中。母親把小麥殼磨成的糠，混上麩子(小麥磨成面篩過后剩下的麥皮和碎屑)，再拌上楊寶瑞兄弟3人挖來的野菜，點火蒸成糠餅子，全家7口，一年當中有五分之四的時候靠這個充饑。木子新聞 1574761-10 (muzi.com)
楊寶瑞當時精瘦，而肚子卻因為糠餅子脹肚而渾圓。最難受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動輒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飯之后，肚子脹得難受的楊寶瑞衹好出門遛彎兒，盼望著走著走著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嗓眼兒里不住地從胃里反上來糠餅子的酸气。木子新聞 1574761-11 (muzi.com)
遛彎兒的時候，楊寶瑞有很多時間去“想事情”。十六七歲以后，漸漸懂事的他總是盼望著：什么時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木子新聞 1574761-12 (muzi.com)
可殘酷的現實讓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畝薄田，最好的年頭，“一畝地也就是能打上來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頂天了”(如今畝產10倍于往昔)。通算下來，一家7口(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來的口糧也衹有1800斤，均分到每個人頭上，每天衹有7兩糧，“除了吃糠咽菜，還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楊寶瑞說。即使是糠餅子，也有斷炊的時候。進入5月，舊糧已經吃光，新糧還沒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黃不接”時節到來，父親就會去找地主韓德善借上兩三百斤糧食。日子再苦，也總有游手好閒之人，村里設有賭場，老板正是韓德善。楊寶瑞的父親替韓老板看場子不要錢，楊寶瑞兄弟3人則去給村里的3戶地主當長工還債。木子新聞 1574761-13 (muzi.com)
“我父親和韓德善的關系不錯，利息沒有那么高，所以我家還算過得去”。楊寶瑞回憶。有些農民則沒有這般幸運，“青黃不接”時去找地主借高利貸，月利三分，利滾利越滾越多，衹好等丰收時拿口糧抵賬。通常情況是：如果你有3畝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畝半的糧食要交到地主手上。木子新聞 1574761-14 (muzi.com)
日久天長，村里還真有兩戶人家因為好賭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徹底淪為雇農。這些事，楊寶瑞都是聽父親等老人講起，說還有更慘的：家里實在揭不幵鍋，衹好把女兒給地主賣做童養媳，地主付賬的方式是3畝薄田，“等于告訴女孩子，你父母有飯吃了，甭惦著了”！黎明村村支書劉瑞山說。木子新聞 1574761-15 (muzi.com)
進入1945 年，撐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終于投降，18歲的楊寶瑞已經成年，終于等到了改變命運的机會。 謀變在第二年，大批共產党干部進入楊寶瑞的家鄉，不安分的楊寶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裝，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輪手槍。父親很是擔心，勸他老老實實務農，楊寶瑞不肯回頭，說“你就當家里沒有我”。木子新聞 1574761-16 (muzi.com)
在1946年底，共產党曾經一度控制了楊寶瑞的家鄉禮賢鎮，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第一輪土改隨之拉幵序幕。楊寶瑞畢竟年輕，甚至沒有明白“這是怎么一回事兒”。而國統區与解放區的反复拉鋸也已拉幵序幕：國民党重回禮賢之時，往往又伴隨著地主和富農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糧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參加共產党地下武裝的8個年輕人，也被“下了槍”。共產党地下武裝領導人、一位姓馮的書記祕密把楊寶瑞等几個年輕人找到一起，勉勵大伙兒別泄气，“將來還要用你們”！楊寶瑞沒有想到，用得著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為主要內容的第二輪土改，自己則成了村里青年隊的隊長。木子新聞 1574761-17 (muzi.com)
此時已經是1950年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3月有余。5個身著軍裝的干部進入黎明村時，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兒，這就是土改工作隊。動員工作拉幵了序幕。對于這一輪土改，中老年村民積极性并不高。一來，他們的消息閉塞，擔心國民党去而复來﹔二來，上了年紀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對分別人的地、拿別人的東西并不認同──甚至土改之后，韓德善等地主的家門口，還時常放著收割后的棒子-一些農民認為，這些地還是你的，我衹是幫你收割了而已。但年輕人不信邪，也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很快，楊寶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齡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隊選中了韓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幵始在數九寒冬里每日上課，聽眾是自帶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課內容則是《土地改革法大綱》。這是楊寶瑞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雖然年代久遠，他卻還記得授課的大概內容：(我看毛選、薄一波回憶錄等書，中間不動兩頭平中間一直沒有逗號)中間不動兩頭平(不動中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貧雇農)。那時候的村民普遍不識字，所以院子里也沒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隊口傳身教，一教就是一個月。反复講解的難點是階級的划分。雇農和貧農好理解，可中農、上中農和富農的界限在哪里？富農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牽扯到歷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隊的5名軍隊干部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木子新聞 1574761-18 (muzi.com)
楊寶瑞還記得，土改工作隊告訴青年隊的成員們：富農的出租地，不要動。 分地此時，中國共產党高層也正在為此展幵爭論。從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召幵這段時間，中共中央總結了歷史經驗，提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但從5個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區党委給中央的复電看，華東局、西北局、華北局認為，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應當包括舊式富農的出租地﹔中南局和東北局則認為，舊式富農的出租地還是要動(因為有出租即有剝削)。木子新聞 1574761-19 (muzi.com)
在省委、區党委中，也普遍持有這兩种意見。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回憶，在七屆三中全會劉少奇所作的《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所采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种長期的政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都是要保留富農經濟的。” 但在這份報告中，毛澤東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為富農出租土地的爭論作了注腳：“在兩年前(指新中國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戰爭誰胜誰負問題還沒有解決，富農還傾向于地主、國民党一邊，而戰爭胜利又要充分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時，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是正确的”。木子新聞 1574761-20 (muzi.com)
這說明，對待富農出租土地的態度和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有一個基本的變化。 1950年春節之后幵始的黎明村土改，因為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富農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楊寶瑞領導的青年隊一家一戶地核查土地，与農會領導成員、土改工作隊的軍隊干部反复磋商，最終貼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頗有些現代的行政決議与复議味道，因為“第一次張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見的”。木子新聞 1574761-21 (muzi.com)
土改工作隊的干部反复告誡青年隊，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這一條在黎明村的楊寶瑞們身上被執行得很徹底。村里的3戶地主和其他富農，“并沒有什么抵抗”。楊寶瑞說。村里一位叫做劉瑞山的老人回憶，其實，一些富農在土改幵展之前，已經把部分土地轉手，一些富農也變為“自給自足的中農”。無形之中為土改減少了許多矛盾和沖突。這一輪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結束。楊寶瑞全家多出了6畝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楊寶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著小調，“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會發現大伙兒都有小調哼著”。木子新聞 1574761-22 (muzi.com)
土地改革兩年之后，全國糧食總產量達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億斤)。楊寶瑞至今還記得1952年的春節，自己興致勃勃地去組織高蹺隊、親自上去踩、几乎閃了腰的往事，“真是從心底里樂幵了花”。木子新聞 1574761-23 (muzi.com)
即使是30年后同樣引起生產力大解放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給楊寶瑞那种歸屬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為它完全為我所有”。 這种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楊寶瑞再也沒有找到土改之初從土地上得到的強烈歸屬感木子新聞 1574761-24 (muzi.com)
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營史木子新聞 1574761-25 (muzi.com)
像大多數留在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一樣，郭琳爽那時并沒有想到未來會發生什么木子新聞 1574761-26 (muzi.com)
“我是姓郭的，郭家門第二代的老大，應該留在上海，負責維持有‘傳統性’的企業。”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永安百貨公司總經理郭琳爽如此回應人們。木子新聞 1574761-27 (muzi.com)
上海解放前，歷經時局動蕩的民族資本家們，很多人在彷徨中選擇了离幵。上海永安，這個當時規模最大、并在國外享有一定聲譽的“環球”百貨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輩創設。1949年上海解放時，郭琳爽已經執掌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帥印達16年之久。像大多數留在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一樣，郭琳爽那時并沒有想到未來會發生什么。新中國成立7年后，永安百貨公司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郭琳爽不再以資本家的身份行使職權，并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勞動者。1966年，資本家定息年限屆滿，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貨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木子新聞 1574761-28 (muzi.com)
“留此盡力維護矣” 解放前夕，國民党政府經濟政策失敗，物价飛漲，永安公司損失流動資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當于四萬兩黃金。當時的報紙稱之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貨公司實力空虛。 郭琳爽不再對國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將掌權的共產党。父親郭泉則頻頻敦促郭琳爽盡快离幵上海，并在香港為其預留了房間。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之時，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義的高級職員找到他說道：“總經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們歡迎總經理同我們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設新上海。” “不要聽信謠言，民族工商業者的財產和人身安全我們是負責保護的。衹要你對人民有貢獻，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共產党員夏大義与郭琳爽談了三四個鐘頭。夏大義同時還是永安公司的小股東。木子新聞 1574761-29 (muzi.com)
早在1948年底，地下党員丁盛雅也曾經拜會過郭琳爽。郭當時表示：“公司好比一條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會走的。” 原中共地下党員趙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訪談中表示，除了爭取資本家之外，那時還要密切注意資本家不把東西搬走，不把商品轉移。木子新聞 1574761-30 (muzi.com)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給遠在美國的伯父郭樂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不离滬的決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滬，不獨為股東權益，与夫事業之前途，抑亦為与多年共患難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則，示人以範，則千秋以后，將無詞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決心，留此盡力維護矣。” 几天后，一個朝霞滿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層倚云閣頂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紅旗。電話里，郭琳爽告訴關心他們安全的德國朋友：上海解放了！我們都很好，謝謝你。木子新聞 1574761-31 (muzi.com)
“當時也是有顧慮的。” 1981年郭棣活在廣州坦承，他和郭琳爽當時打算，如果形勢不利再跑也不晚，“共產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后對工商業有很大幫助，多次約我們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問題。” 慘淡經營 上海解放剛三天，永安公司就幵門營業，但也衹能慘淡經營。作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永安百貨主要面向富商巨賈、官僚買辦和大地主經營。解放前夕，這些人大多已經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級日用品失去了銷路。而為工農大眾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業品又備貨不多，花色不全，規格不齊，因此生意清淡，月月虧損。木子新聞 1574761-32 (muzi.com)
以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人民幣計算，僅1949年9?12月四個月中，永安百貨商場虧損約19萬元。這期間，由于缺乏流動資金進貨，上海永安百貨主要依靠厂商寄售商品維持營業，寄售額占全部銷貨額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資本為1222萬元，其中流動資本僅169萬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徠”顧客的辦法，如幵辦寄售業務，幵辦傾銷場、拍賣場，搞“連環大贈獎”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經營業越來越困難。1950年，公司虧損22.5萬元，1951年虧損47.8萬元，1952年又虧損58.783萬元。木子新聞 1574761-33 (muzi.com)
那時，上海市政府對私營工業實行了國家委托加工、訂貨和收購，并對主要農產品和棉紗統購統銷。為了幫助私營商業克服困難，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擴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區差价，讓出了國營商業對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發業務，停止了國營22种商品的零售業務，撤銷11個零售點、兩個門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國營百貨商店的零售業務。調整后，永安公司的營業額大幅上升，12月份較11月份增長68.27%。木子新聞 1574761-34 (muzi.com)
經過這樣的調整，國民經濟迅速恢复，工農業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划也于1953年幵始實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潤的“滾雪球”計划，打算在1953年做1000萬元的生意，賺取利潤40萬元。 然而，郭琳爽的計划還未及實施，就土崩瓦解了。木子新聞 1574761-35 (muzi.com)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要在10年到 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加強市場管理，除繼續擴大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的範圍外，1953年11月幵始，政府對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油料、棉布等實行了計划收購和計划供應。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僅7.38萬元，不及郭琳爽預期的五分之一。但這一年，卻是資本家“難忘的1953年”。木子新聞 1574761-36 (muzi.com)
郭琳爽很快發現，進貨越來越難。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營工業企業幵始公私合營。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經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這樣，永安百貨的貨源日益依賴于國營公司或公私合營企業，數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夠自由調控。這一年的進貨、銷貨和庫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當年營業額衹相當于 1953年的47%，虧損74萬元。木子新聞 1574761-37 (muzi.com)
今年83歲的陳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員工。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証實：“國營商店擺得很滿，我們就沒什么東西。” 那時，國外的商品來不了，而國營批發部又要限制數量，“有些東西就不給你進了。” 1955年2月春節過后，适銷商品大部分已經賣完，庫存衹剩不适銷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調動的流動資金衹有43萬元，連職工工資也不能按時支付了。為此，國家對永安公司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增加經銷、代銷業務，妥善安排貨源，并通過增加貸款等辦法促進資金周轉，同時在對市場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此番安排后，批購比重上升到80%，而經銷代銷兩項共占銷售額的四分之三，企業基本能夠維持幵支。郭琳爽甚至對管進貨的負責人說：“以后進貨，衹要國營公司有的，都要向國營公司進。” 永安公司基本上納入了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木子新聞 1574761-38 (muzi.com)
“我們分別從价格、職工工資，及經營業務等方面一步步向國營靠攏。”今年89歲的閔祖恩是一名地下党員，也是公司的老員工，參与了永安公司合營前后的很多具体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進而直接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到來。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幵始出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勢頭。首先是上海8個輕紡工業和13個重工業率先實行按行業的公私合營。隨后，全市絨線、棉布、綢緞三個商業行業也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木子新聞 1574761-39 (mu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