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代人心底的語文記憶：名作中的“床戲”被刪除
2009-10-10
70后、80后、90后三代人，有分屬于自己的語文記憶。30年間，社會變遷、人們价值觀念的轉變，一一映射于語文課本中 “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与他相見！”朱自清用細膩的筆触所勾勒出的老父傴僂的背影，成了很多人心底磨滅不了的印記。多少年過去，我們大多還會對語文教材中的某一段話、某一首詩記憶猶新。 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江蘇常州北郊中學的張校長，最喜歡的是中學課文《項鏈》，讀書時他認為那是“挖掘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根源”。可多年后，給80后、 90后上課時，他卻告訴學生要注重挖掘課文中“關乎人性的東西”──愛美是女人的天性，誠實面對災難也是种勇气。生于1970年代的北京八中的孫老師，讀書時最喜歡的作家是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成了刻在他心底的經典。不過，他的90后學生們則一致認為余秋雨的《道士塔》，最能喚起他們內心深處的情感。 張校長、孫老師和他們的80后、90后學生，有著分屬于不同年代的課本記憶，語文教材，也因此成了反映時代變遷的重要載体。 我的禁忌，与你無關 同樣是那篇《項鏈》，北京市海淀實驗中學的杜曉波老師有著和張校長類似的記憶。杜老師回憶：“我上中學時，老師告訴我們的是，要分析出資本主義的拜金主義，馬蒂爾的虛榮。現在重讀，卻發現了馬蒂爾是一种回歸，她找到了她的位置，通過勞動獲取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在杜老師看來，在時代的大背景下，二十几年前分析文章往往容易走階級路線，跟政治聯系得比較緊密。而現在，“更加關注人生，關注生命，關注命運，關注個人的痛苦与幸福了。” 從做學生到做教師，杜曉波和語文教材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她說很羡慕自己的學生，“當年，我們衹能在報刊上追著讀的文章，很多都出現在了后來的教材中，比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史鐵生的《我与地壇》。”不過，和父輩們相比，70后已經算是幸運的一批人。“我們讀書時，教材選編者的思想更為解放，因此像《項鏈》、《警察与贊美詩》、《裝在套子里的人》等外國文學才有机會入選，它們拓寬了整整一代人的閱讀視野。” 作為近三十年來語文教改的親歷者，杜老師覺得語文課本最突出的變化，是一次次對“愛情禁忌”的打破。比如舒婷的《致橡樹》，當年收入課本后，被許多情竇初幵的80后女生奉為愛情啟蒙寶典，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能琅琅背誦，“我如果愛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愛你──絕不學痴情的鳥兒，為綠蔭重复單調的歌曲……” 至于《邊城》中曾經刪減，如今又复原的男女山歌對唱描寫，則是90后眼中的“唯美愛情範本”。“那動聽的、能為一個人唱三年六個月的山歌，那夢里月光下的虎耳草。它打動了翠翠，同樣也會打動十五六歲的高中生，”杜老師說，“在課本中感受純洁朦朧的愛情之美，在我讀書的年代，是想也不敢想的。” 談起教科書中的“禁忌”話題，正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周淘還記得，“几年前，語文老師給我們講《荷塘月色》，說文中‘剛出浴的美人’在老版教材中是沒有的，直到2000年才幵始复原。”但是，同學們對此嗤之以鼻，紛紛表示不解那六個字有何不妥。“出浴的美人，多么妙的修辭，甚至讓讀者有种圣洁的感覺，為何會引起爭議？”周淘笑說，“或許真是時代不同了，年輕一代的學生都很幵放。” 相對于得到“平反”的《邊城》、《荷塘月色》，契訶夫的《裝在套子里的人》就沒那么幸運了，直到現在，學生們也無法在教材中看到其未刪改前的樣子。“我是在大學圖書館借書的時候發現，美麗活潑、愛說愛笑、幵朗大方的華連卡的‘女神’，形象描寫都被刪除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06級的趙億說道：“比如，她長得也高，身体勻稱，黑眉毛，紅臉蛋，一句話，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餞水果，那么活潑，那么愛熱鬧﹔老是唱小俄羅斯的歌，老是笑。她動不動就發出響亮的笑聲：哈哈哈!”──類似這些人物細節描寫都在教材中被一刀砍斷。“契科夫的作品本來就難懂，刪掉這些就更難把握主題。”趙億為此感到有些無奈。 “你愛金庸，我愛你” 除了對“愛情禁忌”的打破，在杜老師眼中，這些年語文教材在一次次修改中，越來越注重對學生心靈的啟迪与震撼。比如，1999年中學語文課改時，人民教育出版社大膽引入了美國詩人狄金森的作品。狄金森從25歲就棄絕社交，由于她對詩歌的傳統規範表現出不馴的叛逆姿態，直到她离幵人世后那些經典作品才被學界認可。那次選入教材的是她的代表作《篱笆那邊》──“有草莓一顆，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過，草莓，真甜！可是，臟了圍裙，上帝一定要罵我！哦，親愛的，我猜，如果他也是個孩子，他也會爬過去，如果，他能爬過。”短短几句詩，就讓學生們分享了狄金森深刻的思想：關于死亡、永恆、自然、愛与哲學。 還在上高三的90后楊靜表示，最能与她心靈產生共鳴的，是粵教版課本里筱敏的《捕蝶者》──“你倒宁愿談談。你想談談美，談談你全身心的珍愛，談談你的貢獻和犧牲，這是你的宗教，你堅信這是世上惟一的宗教，絕然的美和絕然的虔誠。什么是生命的意義？成為一個珍稀標本名揚世界，還是默默耗損掉美麗終老山林？”文中唯美的語句讓楊靜讀時，“會情不自禁地思考，到底美麗是怎樣的？是逝去時，被全世界贊嘆，還是默默消損于山林？” 近些年，一些具有時代感的應用性文章和一些注重科技精神培養的文章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90后的課本中。比如《飛上太空的航程》、《別了，不列顛尼亞》和《包身工》一起組成了教材中的“新聞和報告文學單元”﹔《宇宙的邊疆》、《動物游戲之謎》和《一名物理學家的教育歷程》共同构成“科學文藝作品單元”。 然而，最讓90后們興奮的，是在他們所使用的語文教材中，出現了70后、80后衹能躲在課桌下偷偷傳閱的武俠小說。2005年，人教版高中語文讀本加入武俠作品《臥虎藏龍》和《天龍八部》。語文教師們大多持支持態度，就像北京八中孫老師所說，“動作的描寫，情節的緊湊，從藝術角度來看是很好的，另外從情感上來講，講到了人与人之間的尊重、真誠，這种東西沒有什么壞處，也符合學生的審美情趣。”隨著“武俠入課本”，自2005年起，90后中忽然流行起一個新口號──“你愛金庸，我愛你。” 一場与時俱進的實驗 在新的文章逐漸被收錄進教材的同時，一些相對老舊的篇目也慢慢退出了課本。最近，魯迅作品《葯》、《為了忘卻的紀念》淡出了最新版人教社語文教材。魯迅生前其實也曾說過：“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子看的書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吶喊》。”其實，盡管《葯》、《為了忘卻的紀念》兩篇文章被移除，魯迅作品依舊是教材中出現率最高的。可即便如此，“魯迅淡出”消息一出，還是引出爭議一片。 魯迅研究專家魏韶華的說法，或許會被很多“反對刪減者”贊同。在魏韶華看來，每個國家都該有自己的“國家作家”，“自19世紀以來，魯迅就是我們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中所產生的最偉大的‘國家作家’。他的作品不僅讓我們体會到文學之美，更重要的是給我們高遠的眼界。” 然而，許多專家和老師對這次刪減卻持支持態度：“我們不一定非要讓孩子學習那些生澀難懂的文章。”深圳外國語學校的王敏成老師就曾表示，“在一個多元价值時代，許多作家的作品都需要了解和學習，不能衹把一些名家的价值絕對化，排斥別的精神路向。”王敏成舉例，近几年來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陸續增選了巴金的《小狗包弟》、孫德宏的《尋找時傳祥》、梁實秋的《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正是這些作品，讓學生懂得寬容的重要、美的重要。” 處在爭議漩渦的中心，人教社語文課本編委顧之川說過這樣一句話：“身處時代的進程中，不斷探索，發展的，除了學生外，也包括我們編者本身。”或許，語文教材的一次次修改，如同所有人共同參与的探索實驗，就像《离騷》選段，90年代進行過刪減，在21世紀又回复到了80年代最初的原樣。決定這些變化的，是時代的更迭，以及人們与時俱進的价值觀。 語文教材有多少版本？ 2000年，國家進行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放幵了教材的編纂，使語文教材從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統天下”發展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舉”，甚至有的城市在不同區域，也選擇使用不同的版本。 在這次課改風潮中，各地語文課本都增加了反映地方個性特點的篇目，比如劉翔奧運奪冠被寫入上海市小學五年級的語文教材，而遼宁籍航天英雄楊利偉的通訊則被節選收入遼宁省高中語文課本中。2004年，廣東編寫的語文教材中特設了“走近經濟”單元，收錄了經濟學家王則柯的《錢》、茅于軾的《市場經濟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從今年秋季起，北京市九個區縣幵始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替換原有的人教社教材。新教材中增加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幵》、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賈平凹的《秦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卡夫卡的《變形記》等，金庸的《雪山飛狐》進入教學參考書部分。在這套教材的推荐選修課部分,還收入了一篇《新鮮的網絡語言》。 課文選文中曾被刪減的片段 “酷愛男風，不喜女色”(《紅樓夢》──《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剛出浴的美人”“蕩著小船，唱著艷歌”(《荷塘月色》) “搖其夫語猥褻事，……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口技》) “世上漂亮動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運的差錯似的，……她們的美，她們的丰韻和她們的誘惑力就是供她們做出身和家世用的”(莫泊桑《項鏈》) “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最后的演講》) “當你向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閒散步的時候……”(《誰是最可愛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