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高錕教授。 中新社發 香港中大 攝
文章摘錄如下：
8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衹有一位即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曾接受過十分短暫的兩年時間的新中國基礎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寶丰，1951年衹身遠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學接受教育。畢業后在金文泰中學修讀一年預備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學，但是他選擇了教會的獎學金，赴美留學。
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1933年出生于上海，1944年隨父移居香港，入讀圣約瑟書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學，但由于當時港大還未有電机工程系，他衹好遠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
199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錢永健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宁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之后赴美求學﹔1976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的中學時代在台灣度過﹔1986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的本科為台灣大學，碩士畢業于新竹清華大學。
概而言之，雖然中國大陸媒体總想尋覓這些華人科學家們与中國教育和學術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在報道高錕獲獎時，說他199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但8位華人諾獎獲得者，与中國大陸的教育与學術其實都沒啥關系，有兩位為西南聯大畢業生﹔有兩位生于美國、長于美國﹔有兩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兩位接受台灣高中教育、大學教育。
如果說，華人諾獎獲得者的這种教育經歷分布有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在總共12位獲獎者中，衹有袁隆平 (1953年畢業于西南農學院)、王選(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李振聲(1951年畢業于山東農學院)4位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出的大學生。
新中國教育發展60周年，确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已達世界第一，達到2907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23.3%，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養上，中國內地教育必須承認存在嚴重的不足──不僅与美國相比如此，与當年西南聯大的辦學，以及中國香港地區、台灣地區的辦學相比，也存在差距。
這种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產生少數几位頂尖人才，以及內地几所著名大學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灣地區几所大學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中國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格局始終難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濃郁，教育与學術都趨功利化，不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
培養創新人才，是一個綜合体系，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与社會用人制度与環境，缺一不可。基礎教育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培養，具有基礎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与學術規範訓練，可培養一個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學術習慣﹔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則鼓勵每個人發揮各自所長。以現實情況而論，在國內求學、工作者這三者都有缺失﹔在國內完成基礎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國求學、工作者，前兩者缺失﹔在國外求學，再回國工作者，社會用人制度(也謂學術環境)缺失。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是，從新中國60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早在2006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杰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溫總理所談到的“非常焦慮”的問題，到今天并沒有解決。欲解決這個問題，以筆者淺見，有必要正視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与不足，實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這方面，可從學習借鑑台灣和香港地區的教育經驗做起。中國深圳地區，已啟動借鑑香港地區辦學經驗，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嘗試，但愿這种嘗試能為中國大陸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積累有益的經驗，從而為中國的人才培養与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環境。
